但不管怎么样，爷爷没有走，仍然相信自己没有选错道路，他正确地选择了和祖国同甘苦共患难的道路。他在文章里写道：“（共产）党企求建设的新社会确实是使人民可以得到幸福的理想社会。我入国门后备受照顾，使我深觉祖国怀抱的温暖，直到现在，我安定地、愉快地工作着。”爷爷也中肯地提出：“以我六亿余人口的大国，还应有更壮大的队伍，更全面的发展，更著光芒的成就。因此，我认为积极培养干部，广罗专才，仍是今日急务。”
爷爷一方面批评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努力使自己融入社会，而不是像有些知识分子把自己与社会隔绝，自我清高，他虚心地向周围的人请教。他的子女、他的学生和数学所的领导都是他的老师，他也坦率地讲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1）
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炼钢我们就去支农。人民公社刚刚成立时，附中旁边是海淀公社成府大队。根据公社的组织原则，公社是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的组织。我们学校参加了海淀公社，就在学校围墙外面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了入社仪式。公社将学校围墙外面的菜地给我们种，并且派一位有经验的老农指导我们。我们家里的饭桌上也不时出现我们种的菜。对此，奶奶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们可以吃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我原以为爷爷会反对我们种菜，谁知爷爷对我们种菜并不反对，他说：“课外参加一点劳动，我不反对，这样你们一方面可以换换脑筋，学点农业知识，另一方面还可以了解农家种田的辛苦。”他还说：“我们家的祖辈也是种田人，不要忘了老本。”
参加了公社后，我们在清华的大礼堂和大学生们一起听报告。报告的人告诉我们，公社化以后我们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用不了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作为十二三岁的初中生，那些深奥的理论，我们也听不懂。我的脑子里有许多疑问：“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于是我问老师。
老师答复说：“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那么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是按各人的金钱分配。”
回家以后，我把听来的讲给爷爷听，他觉得不现实。
“是否每个人都能各尽所能？有的人天生就懒惰，不愿工作。另外，是否每个人都能按需拿自己需要的东西？有的人拿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其他需要的人就没有了。还有，如果只有三辆自行车，而有十个人需要，你怎么办？怎么分配？这还相当复杂。”
奶奶也说：“像我们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需要的东西和你们年轻人不一样，是不是也要平分？”
我不吭声，因为我也不懂，但是心想听老师的话总是没有错的。
1958年暑假，我参加了公社地图的测绘工作。公社对我们说，由于公社发展很快，没有平面图，许多工作有困难，所以需要测绘整个公社的平面图。我回家后讲给爷爷听，爷爷很感兴趣，给我讲几何，如何测绘。但是最后公社让我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扶测量杆，也没有像原来说的，让我们画公社平面图。我感到失望，爷爷也有点失望。
一天，有同学来告诉我，学校让我们返校。原来学校接到通知，要我们“除四害”，其中的一害就是小麻雀，因为它们吃粮食。据说某科学家说小麻雀在连续飞二十四小时后，会累死。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摇旗或者摇红色的东西，敲打器械，发出声响，使小麻雀不能停下来，让它们全部累死。
我们的任务是看住清华的一个花园，不让一只小麻雀停在我们负责的地段。据说这是全国统一行动，连续作战三天，让全国的麻雀一起死亡。我觉得很有意思，忠心耿耿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谁知整整三天也没见一只小麻雀的影子。倒是我们在一起乱跑乱喊，像玩游戏一样地度过了三天。
回到家里，见奶奶把我的红领巾捆绑在一根棍子上，伸出窗口摇几下又炒炒菜，我连忙跑过去，将红领巾取下来，一面埋怨奶奶不该用红领巾来做旗子。奶奶说居民委员会让大家摇红色的东西以防小麻雀停在居民区，她找不到红色的东西，只好用红领巾来做旗子。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2）
爷爷听我们在争论，就过来说奶奶：“你怎么也做这些小孩子的事？你们认为你们真的能这样消灭麻雀？”奶奶又解释一遍，说是居民委员会让她做的。
爷爷说：“西方国家还保护鸟类。这样消灭麻雀，太残忍了。”
后来爸爸从云南来北京出差，讲到“全国统一行动消灭麻雀”时，他告诉我们：“云南也和北京一样，到处摇旗，呐喊，敲打器械，发出声响，使小麻雀不能停下来。”
爷爷关心地问：“那么没有麻雀了？”
爸爸说：“当我们出差到滇南时，路过原始森林，惊动了那里的鸟类。突然间黑压压的一片，麻雀飞上了天，好像全部麻雀都藏到了那里一样。”
爷爷高兴地笑起来，好像是对所有的人说：“那你们还是没有把麻雀消灭掉。麻雀还是比人厉害。”
爸爸接着说：“那次全国统一行动消灭麻雀后，当年全国的虫害特别大。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对一百只麻雀进行解剖，发现多数麻雀的肚里是虫子，只有少数麻雀的肚里是粮食。于是中央有结论说麻雀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并将麻雀列为益鸟，给麻雀‘*’了。”
爸爸的话是真的，虽然我们学校没有正式给我们传达“给麻雀*”一事，但是以后我们的“除四害”活动就把麻雀除外，代替麻雀的是跳蚤。
平时“除四害”，我们主要的是消灭苍蝇。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都要拿苍蝇拍沿途打苍蝇。爷爷不反对打苍蝇，在家里只要有苍蝇，他也试着打。有一段时间，学校要我们上缴“死苍蝇”，以便统计我们“除四害”的成绩。爷爷也帮着我，把每次打的苍蝇装在火柴盒里，给我拿去上缴。直到有人说这样不卫生，传播疾病时，我们才不需要上缴“死苍蝇”。爷爷也就不需要帮助我了。
开学后，在我们的政治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公社化以后，公社成立食堂，成立幼儿园和敬老院。大家一起劳动，劳动后一起吃饭，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不知道公社化以后，大锅饭到底是什么样的。不久我们参加了公社的秋收，我被分配去割麦子。学校要我们学习贫下中农，在劳动中了解种粮食的种种艰难，从而珍惜粮食。爷爷也常常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同学们每人分到一垄地，就排成一排向前割。我因为年纪小，就在后面捡麦穗，我们仔仔细细地找寻掉下的麦穗。有同学问老师，不是让我们学习贫下中农吗？为什么有的社员图快、图轻松，将大串的麦穗留在地里？老师告诉我们：“因为这些社员的觉悟程度还不高，麦子是公社的，不是自己家的，就不爱惜。”
公社化以后，公社成立了食堂，各家的锅和粮食都拿到公社食堂，大家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我们这些参加支农的学生也在公社食堂吃饭。社员们不管参不参加劳动，都能有饭吃。因此没到吃饭时间，就有人等在那里。吃得不合意，就开口骂大街，连我们也看不下去。大队长批评了一些人，这些人不去参加劳动，天天在那里等吃饭，但批评归批评，他们照旧不改，大队长也没有办法。我们不明白，这样下去，有多少人参加劳动，多少人吃饭，时间长了，食堂还办得下去吗？我问老师，他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我们劳动了两周，就回学校上课。临走时，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了敬老院，公社里的孤独老人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在年轻人去田地里工作时，他们就帮助带孩子，这也减轻了他们的孤独。有的老人还帮忙看守场院，因为老人睡眠时间少，而且认真负责，很多场院交给他们看守，公社很放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3）
回家后我把见到的事情讲给爷爷听，爷爷对于公社的“敬老院”很感兴趣，觉得这对中国的老人是件好事。但是对食堂的事，他仍有疑问。
我们继续上课。在政治课上，我们还在学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区别。一天，我发现我们学校旁边的地已经被公社收回，我们也不去地里劳动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学校也不再提起我们学校公社化的事，也不再讲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听说公社已经改变了分配方式，许多公社实行工分制，按照每个人的劳动记工分，然后按照当年的收入确定每一工分的分值，最后按劳分配。
爷爷听我讲起时，说：“你看，我还是有道理的，要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距离还很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只不过是理想，是否真能实现，这还是一个问题。欧洲国家曾经有人实验过，但都失败了。”
以后到了法国，听说一些欧洲人曾经在现在以色列的所在地，实验过共产主义，在沙漠上种植物，参加劳动的人都是“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但实验失败了，后来还是采用“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这里的农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救了不少犹太人，许多没钱的犹太人逃到那里，生活下来，改变了沙漠的穷面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的犹太人正式成立自己的国家，其他的犹太人，不论穷富、不论文化程度高低，纷纷来这里定居。
看样子，人们的思想水平和共产主义要求的思想觉悟还差得相当远。频繁的停课劳动，我们都不容易理解，像爷爷这样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更难理解。他最不理解的是研究所的人也停止工作去参加劳动。他担心我们下一代的科技水平，也担心我们的研究所拿不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