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爷爷熊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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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爷爷熊庆来-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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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回来了(9)
1913年6月,经过选拔的两广的留学生聚集后,由越南海防上船,船是开往欧洲的。那时人们称这种海船为邮船,意思是人像邮件一样被送到目的地。这种大木船已经比19世纪的木帆船先进了,它用蒸汽机来驱动,速度也快了许多。
  那时的大木船,只有头等舱的旅客才能坐上面,爷爷他们是学生,只能坐三等舱。学生们坐在阴暗的底舱里,因天气不好,无法出去,大家像囚犯一样被关在船舱里。有个同学开始想家,不愿去留洋,苦苦哀求船家送他回家。爷爷用古人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来鼓励这个同学,并劝导他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开船后几天,在太平洋上遇到大风暴,船在风浪中颠簸,加上船舱里空气本来就不好,许多同学开始呕吐,爷爷也不例外。大家吐得连苦胆汁都吐出来了。忽然有一个同学大声哭泣起来,留下遗书,说他要死了,要其他同学代他禀告父母大人:“为儿不孝,先父母而去。”
  这一来,大家像吃了什么药,忘了吐,都笑了起来说:“你死不了,你还要和我们一同去巴黎。”同时大家也笑他一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也没有,勉励他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死无愧色。这一笑给这个同学增加了不少勇气。
  爷爷给我讲这一段经历时,我问他:“这个同学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们到了欧洲,他仍然是一点小病就说他要死了,就留遗书。最后半途而废,终于回国了。”爷爷遗憾地对我说。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家呢?”
  “也不是。在离开家时,我们有个同学要给他的妻子写休书,表示他要专心读书救国,要断了儿女情长的事。同学们都劝他,又何必如此呢?他又不是去战场杀匈奴,与敌作战将战死在战场。他有豪言壮语: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有了儿女情长,就不能专心读书。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答应不写休书,但是仍和他的妻子说,如果她不能等下去,她可以改嫁。”
  “这个人倒还真有点志气。”
  爷爷沉思了一会,接着说:“当然了,当时大家都年轻,都有一个志气,一定要学好本领,回来报效祖国。我们有一个同学让母亲像岳母刺字一样,为他在背上刺上‘精忠报国’。还有一个同学怕写信浪费时间,一开始写了一个底稿,每个月抄一份寄回家。后来干脆请人印了几十份,隔一定时间寄一份,以报平安。”
  爷爷他们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海上旅行,终于到达法国马赛港。在马赛港停留数日后,起程赶赴比利时,爷爷从此开始了他历时八年的留学生活。
  爷爷走后五个月,我的父亲就出生了。后来爷爷学成回国才见到他,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八岁了。爷爷努力学习,以期回国报效祖国。他在写给曾祖父的信中说:“廑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勿浪抛分寸光阴,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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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1)
1920年年底,在爷爷获得马赛大学的高等普通物理学证书后,云南省教育当局欲创办大学,促爷爷回滇服务,并说,大学的名称定为东陆大学,唐继尧任校长。但是他回到河内,还未到家,就有人告诉他:“滇有政变,唐继尧出走,驻川滇军一军军长顾品珍倒戈反唐。”爷爷写下一诗,表示当时的心情:
  行至国门传政变,唐家威福告途穷。
  滇南今后谁为主,劳苦功高说顾公。
  等爷爷东归,办云南大学没实现,他建议办留学预备学校也没有被采纳。云南省政府委任他为第三科科员,爷爷他自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与那些贪官污吏共事,一个月后就辞职,后在省立路政学校及甲种工业学校担任算学和物理教师。但他始终觉得云南山高路远,消息闭塞,与外界没有交流,妨碍科学发展,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他也意识到,只有整个国家的科学水平提高了,民族才有兴旺的可能。
  1921年11月,东南大学刚刚开办不久,因爷爷的朋友、即将离职的何鲁先生的推荐,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先生寄来了聘书。那时爷爷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觉得大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就不顾工资待遇多少,接受了。对此,多年后,奶奶还在说:“东南大学刚刚开办,给的工资比云南低,离家又远。你爷爷还是接受了,去了南京。我要支付各种开支,不够用,只有尽量节省,坐在马桶上还要搓三根纳鞋底的线。”
  到了东南大学,爷爷想自己刚刚出校门不久,最多可以当一名助教或讲师。谁知东南大学不仅要他当算学系教授,还要他当算学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再三推辞也不行,爷爷只好硬着头皮上任。那时东南大学算学系只有爷爷一个教授,没有教材,爷爷就边写教材,边教学。高深的课程就必须他自己来教授。他编有数学教材:《平面几何》、《球面三角》、《方程式论》、《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和《高等算学分析》;物理力学教材:《力学》(静力学)、《动学》(动力学)。一共有十多种教材,后来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中,成为中国大学教育最早的教材之一。也就是这些教材,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爷爷常常说,他在南京遇到了许多聪明、好学的学生。是这些学生推动着他的教学发展和促使他深入研究。那时的学生有严济慈、蒋士彰、胡坤升、唐培经、赵九章、赵忠尧等,还有严济慈的夫人张宗英和徐曼英两个女学生。爷爷也常常说,江浙人聪明,那时的学生文学基础好,什么问题一点就懂。他常常得意地讲起这些学生,哪一个学生是学什么的、有什么特长,针对不同的学生,他把他们引向不同的方向,使学生们都有所发展。他对学生的了解胜过对叔叔们的了解。
  我的二叔秉明回忆说,在南京的生活,对爷爷和奶奶来说,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候。因为爷爷的青春活力正旺盛,他的聪明才智又得到发挥,备受重用。私人生活上,结婚九年因忙于学习,顾不上家,这是第一次生活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而奶奶结婚九年,真正和爷爷在一起也只不过是几个月。这时二叔秉明出生了,又给小家庭添了不少乐趣。由于二叔秉明是爷爷看着长大的,他又特别聪明灵巧,因此深受爷爷的宠爱。他多次出国都带上二叔。我的父亲秉信忠厚老实,每次都留在国内,照顾奶奶和弟弟妹妹,并供养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2)
有时父亲秉信会“嫉妒”地说:“你的爷爷总是带你的二叔去国外,从来不带我,也不让我去国外留学。我去美国留学还是你妈的叔叔有消息告诉我,我经过考试才出去的。”不过,父亲因为自己年长,比他的弟弟妹妹大很多,而爷爷常常不在家,他从来都像弟妹的父亲一样尽自己的能力照顾和保护他们。姑姑秉慧说,有一次她穿过电车道,没有看来来往往的车辆,等她走到中间,才突然发现来回的两条线上都有电车过来,几乎要把她夹在中间,她惊慌失措,吓呆了,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办,是父亲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把她抱了出来。
  爷爷在东南大学教授数学四年,建立了算学系,培养了不少好学生,引起了其他学校的重视。1925年,清华大学来函,希望爷爷去清华大学。但是西北大学已派人来接爷爷去西北大学,爷爷决定去西北大学一年,以帮助他们创办算学系,并担任算学系主任。最后经过协商,爷爷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兼任西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算学系教授。
  当时,奶奶已经习惯了在南京的生活,爷爷的工资也有提高。如果去北京,爷爷的工资就会比在南京少许多,而生活费用相反会高很多,所以奶奶不愿去北京。她后来常常对我说:“你爷爷在东南大学做得好好的,又要去北京,我真不想去,而且北京工资又低,最后他还是坚持去了。”
  1926年,爷爷正式离开东南大学去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主任。1929年,开始成立清华算学研究所。1930年,录取了陈省身和吴大任两个研究生。陈省身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并获得国际最高数学奖,他曾任美国数学研究所所长。就是在清华时,爷爷遇见了华罗庚和一批后来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栋梁的学生,如钱三强、钱伟长……
  奶奶形容起当时清华的生活,说:“那时你爷爷工作忙,顾不上家里和孩子们。他的办公室要远离孩子们的房间,以免受打搅。你几个叔叔怎么长大的,他都不知道。你爸爸考清华时,他不让你爸爸报考,以避免漏题的嫌疑。后来你爸爸自己考上了燕京大学,才由燕京大学转学来清华地学系。”
  而爷爷回忆起他的数学研究和教育生涯时,觉得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时候,他一生的才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他写出了一整套的大学的数学和物理教科书,而且遇到了不少好学生,培养了许多得意门生。他说:“江浙学生聪明,不是背你讲的课,而是不断地问你问题,追根问到底。这样逼着你讲新的课程,编新的教材。由于他们的好学,自己的数学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我问他当时他们有多少学生,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当时学生很少。他说他当时教课是量才施教。我极其“嫉妒”地说:“可惜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了。”奶奶说:“那时你爷爷讲课,学生听得仔细,一节课讲完了,学生还不断问问题,最后耽误了吃饭时间,只好师生都来家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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