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中国民营企业缺少这些外来的偶然性，他们没有接受商人文化的价值观念、游戏规则和操作方法，所以常常困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不到解决办法。传统文化中的江湖，确立组织内部的规则只有一个办法，即杀了大哥自己当大哥。万一杀不了大哥，那就只有内讧，像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中国传统组织文化里没有按规则退出的智慧，这是一个悲剧。
“以商人方式退出”的游戏规则，促成了我们的组织进化，我们后来完全商业化了，公司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才进来。原来“6＋2”是排斥人才，内部游戏规则不清晰，没有是非标准，对干错的人没有处罚措施，后来这个组织死掉了，万通才活了过来。可惜许多民营企业恰恰就死在这个环节上。
史玉柱小传
改革开放30年中，失败者的选项很多，但失败后又能重新站起来的选择不多，我们能想到只有史玉柱。
尽管已经过去了10年，今天的史玉柱仍经常反思那场“著名的失败”，他说“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他还说：“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死过一次”的经历，也一定在史玉柱的心里深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平日里，史玉柱总是有几件物件不离手。一件是一个精巧的紫砂壶，上面刻有他的名字，他不时会捧起来喝上几口；另外就是香烟和打火机。
史玉柱自己说，当年有3000多篇文章总结巨人的失败——这是别人统计出来的，他迅速补充道——然后，所有人都认为巨人和史玉柱没有可能再成功，或者，至少没有想到史玉柱能够重新聚敛起骄人的财富。
史玉柱的人生充满了波澜起伏，他是先成为英雄，再成为异端。他曾经被视做青年人的偶像，随后则成为广受质疑的商人的代表，或者，劣质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如果我们仍然热衷于将三十年的中国同19世纪镀金年代的美国相比，史玉柱的对应物则肯定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大亨——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卡内基。他是黑暗骑士，是拥有天分和强大能力的反派，是天然的被攻击目标，是显示我们拥有道德优越的例证。那些煽动人心的词语和义正严词的论证都在说明这一点。艾达？塔贝尔正是依靠攻击洛克菲勒的“邪恶”而成为“扒粪者”中的佼佼者。她小时候生活在产油区，父亲是被大石油生产商逼迫破产的小油田主。复仇的欲望和苦难带来的正义感让她试图用笔将洛克菲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对同代人大多数的判断都只能等待历史的嘲弄。
“中国的文化，成王败寇，因为我曾经失败，所以我就永远是寇”。史玉柱总是喜欢用文化来解释自己目前的形象。敏而好思的财经记者李翔问他，是否知道外界眼中他是怎样的形象，他迟疑地笑，知道自己的回答会让自己不满，却又不甘心示弱，想要维护自尊：“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想肯定不大好。”他努力表现出对外界的评价毫不在意，因为这种评价似乎并没有妨碍到他的公司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制造利润，“大不了我不出门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怎么见人”。这种态度，正类似于洛克菲勒在青壮年时期一直秉持的姿态。
这样的一个人，暗合了30年改革开放青年人的价值观变迁，从崇拜英雄到逐利至上，这样的一个人，总是以他的洞见给我们的时代扇上一响亮的耳朵，让我们必须停下来倾听我们内心关于欲望的种种表达，虽然挨打的那一瞬间不好受，但触动真的很大。
史玉柱，注定会成为一个符号。
下文为史玉柱对创业历程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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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我想做陈景润
1962年，我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我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我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
1980年，我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我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得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我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我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我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我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数学家理想破灭后，我成绩一直维持在中等，“每天被迫进行大脑体操训练。”大三，畏惧纯数学太复杂，我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我只觉得挺罗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特别的感兴趣。只是一门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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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徽到了深圳
1984年毕业，我没什么想法地被包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这挺荒唐。”“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系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分到单位没几天，我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几个月。进修老师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这位美国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我发现没有一样能离开计算机。回单位说服领导，我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 PC。
我写了个程序，找了两个人录入，过去二三十个人忙活一年的活，一两天就干完了。搞得很多人从此没事干。干得起兴，我又编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
我的软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后来开了个会，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我的软件。我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奖金和一个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我挺知足。
又没事可干了，我就开始基于他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在搞学术人挺在乎的高档次杂志上。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我的文章，很欣赏。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他面试了一下我，就在1986年将我招为了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研究生。这一年，24岁的我也结婚成了家。
在深圳大学，我学会了勤工俭学；学会了怎样给别人带货的小生意；看到很多国外书籍和港台关于经济方面的书，我开始相信中国将来肯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深圳大学众多的讲座中，1988年，我听到了四通总经理###的讲座。“他的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他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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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汉卡让我赚了3000万
1988年，我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到合肥原单位。没几天，我提交了辞职报告。向以前帮过的朋友借了一台IBM PC，我开始在家编写文字处理软件。“我是从我的原单位统计局看出这个市场需求的。”“当时每个单位都花2万元购置一台四通打字机，同时也在购置电脑。大多数情况下，电脑总是被放在一旁不用。我就想编一套软件，取代四通打字，直接用电脑打字。”
半年之后，M…6401在我合肥的家中诞生。我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
一看有戏，我立即揣软盘，南下深圳。我在深圳大学有个老师，同时是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员工。老师很器重我，专门为我成立电脑部，交给我承包。我每月只要交一两千元固定的管理费用，剩下都归自己所有。
没钱买电脑，我将自己的软件演示给卖电脑的老板看，“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拿回去，等我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利润。”卖电脑的老板居然同意了，让副经理将电脑抱给我。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我公司，现在是征途公司副董事长。
没钱打广告，我跑到北京，闯进《计算机世界》报社广告部，演示软件给当时的广告主任贺静华看。贺静华答应先给我打三期1/4版广告。
1989年8月2日，《计算机世界》第一次刊出了我写的M6401中文软件广告前天，广州一家政府机关打电话过来说要买，我跳上中巴赶到广州去，留了三套软件给他们。回来后，我立刻接到了宁波的要货电话。
8月16日，我收到三张银行汇款，一共万元。一张8820元，是广州批发的三套；另外两张是零售汇款，每张3500元。
8月收入达到4万多元，9月份16万，10月份超过100万。M6401开始是软加密，很快被破解，我立即开始使用加密卡。
10月，我将100万元广告砸向《计算机世界》，M6401月销售额乘势攀升到了500万元。1990年前三个月，我已经挣到了3000万元。
此时，求伯君的WPS借助方正的品牌和渠道横空出世，我一看不妙，带领一名助手跑进深圳大学学生公寓封闭开发M6402。从M6402开始，我开始使用巨人汉卡名称。“当时IBM蓝色巨人最火，我们就抄袭了巨人这个名称。”
等到M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