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行天下》感谢(1)
这本书的写作酝酿于1998。当时我刚刚成为INSEAD(欧洲商学院)的教授,和PeterWilliamson教授成为同事。我们谈起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以及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正在抢夺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了解基础如此薄弱的中国企业为什么能够这样快速地崛起。1998年12月,我回到中国进行了第一轮企业访谈。那是整个研究的开始。
我们非常幸运地赶上了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十年。我们的研究也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加强,国际化程度的快速提高而不断深入。
一晃就是十年。本书是这十年近距离观察研究中国企业发展的心得提炼。重点是希望对中国制造的未来提供一些前瞻性的建议。
我们的研究得到了众多中国企业家的长期支持。柳传志,张瑞敏,马云,王石,李东生,牛根生,麦伯良等的思想对本书的观点都有重要的影响。对我在研究道路上的成长帮助重大。而除了一本正经的企业调研外,更多的思想火花来自于和长江商学院的近千名企业家同学在课堂内外无拘无束,推心置腹的交流。他们无私地分享自己企业发展中的经验和痛苦,对我启发良多。我们衷心地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企业家们。
Williamson教授是研究企业战略和跨国公司管理的国际权威。和他的合作对于真正理解过去三十年国际化发展和跨国公司战略的演变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而我们俩这十年的合作也是对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未来合作模式的一个小小的样板。
好的研究,就像好的企业一样,不但需要理想,愿景,和坚持,同样需要人和资源。INSEAD和长江商学院先后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支持这项研究。刘勇,田子睿,何晓明在过去的三年中提供了一流的研究支持。肖华,温翠玲,张宇,KevinFoley和其他很多人也在这项长期研究的不同阶段提供了支持。
这项研究,以及英文稿在06年就已完成。由于我加入阿里巴巴集团后工作繁忙,中文书一拖再拖。最后的成稿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南方周末经济部》余力女士的大力帮助,以及华章出版社张渝娟,王磊等人周到的编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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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感谢(2)
由于最后成稿的时间仓促,本书还有不少明显的缺漏,请读者原谅。但希望疵不掩瑕,本书的主要观点能够对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
很希望能够和各位读者进一步交流。请访问本书的网站
导论正在形成的中国冲击波(1)
(中国制造的未来十年?)
1991年,我初到美国学习经济学。当时,日本对美国经济的冲击达到顶点(虽然现在回头看已经是尾声了),从匹兹堡到底特律,从汽车业到电子业,美国企业大量裁员,失业的工人走上街头抗议,捣毁并焚烧日本汽车泄愤……
而当时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在1978年就已开始,但仍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摇摆不定,经济笼罩在回到计划体制还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大争论阴影中,要到一年后,中国才宣布选择市场经济。
仅仅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已彻底告别短缺经济,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产品潮水般涌向全球,中国制造已成为令人生畏的力量。现在,在美国,在欧洲,人们正在谈论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冲击,如同1990年初他们谈论日本。
如何理解这一仍在加速的变化进程,并没有一致的答案。
2007年,中国的现实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
悲观者看到:人民币持续升值,石油、铁矿石等资源价格继续大幅提升,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上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被削弱;另一方面,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质疑前所未有地成为西方媒体追逐的热点,《华尔街日报》甚至以“中国制造遭遇危机”做为中国报道的专题。
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仅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末端占据了支配地位,中国的竞争力仅仅是低成本的制造能力,相对于产品的数量和规模,中国在价值创造上的成就几乎可以忽视。而且这样的模式不具可持续性——一旦成本上升的趋势开始,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将难以维系。而这一过程似乎已经开始。
但另一方面,大量的数字还在不断加强乐观者的判断: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仍在提高中,中国企业IPO的价格和规模一再刷新历史纪录;中国的出口仍在持续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已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正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增长引擎……
斑驳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怎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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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正在形成的中国冲击波(2)
在两个提问的刺激下,我找到了理解现实的钥匙。
在担任商学院教授的多年中,被问的最多也是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来自跨国公司的提问是,价格战什么时候在中国是个头?什么时候不会再遭遇中国企业这么恐怖的价格杀手?而中国企业的提问则是,我什么时候能能够走出价格战的泥潭,可以享受跨国公司的超额利润?
我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直到一天,我在课堂上脱口而出:其实双方都在做梦,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跨国公司过去的那种好日子将不会再来。世界的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巨大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全球的极大流动性,任何技术创新所能带来的模仿壁垒和垄断利润都在快速下降。相对同质化的竞争让低成本成为任何企业参与竞争的必要条件。中国企业的崛起把全球竞争的残酷性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毕竟,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全面提高14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在经过两百年的努力后,最终把他们都带入工业化时代。印度等国家的加入只是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都必须正视新竞争的残酷性,不能有任何幻想。谁能最早领悟新的游戏规则,并率先培养出适合新竞争环境的核心能力,谁就能主导下一轮的竞争。
这个变化的重要驱动力是正在加速的全球化,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很好地描绘了变化的过程。信息革命在过去三十年不断的深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产业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水平分工,资本、技术和人才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能实现全球性流动,世界是完全扁平的,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只要真有能力,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比原来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实现优势,而不会更多地局限于原来那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刚好与这一次全球化的进程同步,被逐步解开束缚的十几亿中国人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在薄弱的基础上,通过承接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通过学习西方技术,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过去30年内依靠低成本竞争,做成了世界工厂。
导论正在形成的中国冲击波(3)
非常重要的一点被许多人忽视:早于中国起步的日本、韩国,在他们高速发展的阶段并没有被称为“世界工厂”,而中国获得了这样的称呼是因为中国不仅在众所周知的服装、箱包、制鞋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具有全球竞争力,也在包括电子、造船、信息技术在内的绝大部分制造业领域内都具有低成本优势,可以为全球提供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不仅在跨国公司主动转移的产业链上证明了自身的能力,也进入了跨国公司并未放弃的领域。日本、韩国企业的发展路径主要是在少数产业的集中突破。而中国企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在大多数产业的制造环节的大规模全面突破。而这种发展路径正是扁平的世界和开放的中国互相作用的结果。
中国的开放政策也迫使中国企业加速形成自己的能力。
少有人提及,中国不但比日本、韩国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对外开放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很多方面比日本和韩国在今天的开放度还要高。跟日本、韩国的崛起不一样,中国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就迅速、全面地融入全球经济,这迫使中国企业在成长初期就被逼着在自家的后花园里跟最强大的跨国公司直接过招,这是很大的压力、挑战,但是反过来,也是中国企业难得的机会——活下来的企业都是很强大的企业,至少生存能力特别强。
自身的资源、能力都非常有限的年幼中国企业既缺乏品牌,也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获取垄断性技术,享受由此带来的超额利润,降低价格不得不成为他们主要的竞争方式。过去十余年里,残酷的价格战在中国的各个产业领域渐次发生,从最初的服装、鞋帽到冰箱、电视等家电,再到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竞争中的中国企业被迫竭尽全力地寻找市场空隙、寻找新的利润空间和掌握新的技术,他们竭尽全力“向全世界学习”以存活下来。许多企业消失,但海尔、联想、华为这些活下来的企业则日渐强大,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中国玩家”。
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是,中国企业在残酷的竞争当中形成的某些能力,有可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会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比如在国内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现在正在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中被复制——从发展中国家开始快速的发展,再包围比较发达的国家;又如,在相对成熟的高科技产品上,中国企业擅长在质量、功能和成本之间找到比较难把握的平衡,从而迅速实现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普及和大规模生产。而跨国公司很可能更强调研发、强调性能,而不是那么关注成本,中国企业对产品性价比的大幅提升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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