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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气得也顾不了许多，顶撞说：“你这样说未免太不讲道理了，我在校资料室，图书管理员可以作证明。你今天搞这个老师，明天又算计那个老师，现在又搞到我头上来了。”
揭了他的底，自然有损他的官威，竟也干脆地说：“搞了你又怎么样？”
我已经憋着的一肚子火，再也控制不住了，愤怒地说：“我无非就是一次迟到，还有什么错？就是你们在这里搞名堂！”便返身走到办公室门口，气得狠很地把门带得嘭响，离开了。
第二天，夏振川又找到我，说梁仁铮跟学校写了一份报告，并拿出来在我面前晃了晃，要我也写一份。
我要夏振川把梁的报告给我看看，他不肯。
我说：“你要我写报告，他的措辞怎样我也怎样，你不给我看，我就认为他措辞强烈，那我也强烈，他写多少我也写多少。”
我在办公室把情况写了一下，图书管理员吴小勇来了。吴大学本科毕业，分配来校不久，学校没有安排他当老师，他此时正准备报考研究生。
吴小勇看到我写的材料后，面露难色，说校长已经找了他，他已作证，校长对他威逼着说：“你管这样的闲事呀？你考研究生的报告还在我手里。”
他有些后顾之忧，眉头紧锁，显得心事重重。
我见状说：“要么我在报告上就只写你在场算了，你觉得不好出面证明，就不要求你证明了。”
吴小勇沉默了一阵子，好像想到了什么，忽然跑了出去，一会转回来说：“刚才我去了一下教务处，问梁仁铮写报告的事，梁对我说没有写报告这回事，并讲事情过去了就算了，井水不犯河水。我看你也就不要交材料了。”
我免为其难地答应说：“如果校长不再问我，我就不交，因为是他叫我写的，不交还以为我不敢交。”
这时，同事们也都叫我不要交，说这是学校想整我的黑材料。
我有些犹豫，但在夏振川的催促下，还是把材料交上去了，可心里总觉得七上八下的，好像等待的将是对我的处理了。
十二月四日，吴小勇又对我说：“昨天校长找了我，拿着你的那份报告，遮住内容给我看，要我也写一份，我不肯写，你是不是把报告也撤回来，梁仁铮说他也没有写报告。”
我为了不使同事尴尬，也以为梁是没有写什么报告，就答应了，真的去了校长室，以需要作补充为理由，被我把报告要了回来。
可是到了六日，图书管理员小吴，又说他到了梁仁铮家，得知梁是写了报告，当时，梁的老婆还以为是我叫他去求情的。
一九九○年元月十六日，我将要加上去的浮动工资受到了威胁，甚至在人格上也受到了侮辱，夏振川竟然在大会上说：“浮动工资升级的名单要在下个月的5号张榜。有的人就像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就不信治不了他。在我的手下，我不管他教学上有多大的成绩，多大的名声，不顺着我来，照样叫他寸步难行，除非来找我求情。”
二月九日上午，在新学期的教师会上，夏振川又一次警告说：“浮动工资的升级名单，已基本定了下来，有的人已经来找我谈过了，有个别人还硬撑着不来，如果还不来找我的话，我可就要照章办事了。”
应该说自己在与梁仁铮的矛盾上，表现的是很冲动，没有冷静对待，迟到也是事实，只是对任意上升为“旷工”接受不了，如果校方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一分为二，化解矛盾，我当然是求之不得。而夏振川显然是在依仗权势地要挟我，在这种高压下，叫我怎能为此低三下四地去向他低头求情？
下午，我去总务处领奖金，只有月奖，年奖又被全部扣除。开始还以为是财务上给疏忽了，会计萧晓蓉也说是可能漏了，找遍条子也没有原因。
萧会计便去找校长问。回来后告诉我说，是校长说不发的，没有讲什么原因。
这样没完没了的纠缠和损害，叫人如何忍受得了？
我一气之下，连月奖也没有领，回到办公室提笔写起了辞职报告。
老师们都叫我不要写，说写上去了，就留有文字依据，以后他们就好整我，既然校方已经扣了，肯定会找我去谈的。
我还是写好了报告，但被教研组长华湘敏一把抢过去撕了，说千万不要意气行事，等过几天浮动工资榜登出来再说。
后来，夏振川数次派人来对我劝告，要我屈从前去认个错。我只承认迟到，不承认有两个钟头的“旷工”，没有听从。
数天后，浮动工资升级榜出来了，果然独没有我的名字。
对于这些，我都默默忍受，要不是有这些好心的老师安慰我、关心我，我很难说不会走极端，至少也会像以后上官老师做的那样，将其狠很地揍上一顿。
就此开始，从不会吸烟的我，进入了以烟解闷的行列。
江拖学校的教师，我难以忘怀。对夏、梁的公然打击报复，他们没有容忍；纷纷给予了谴责。
图书资料管理员明确为我作证，夏振川说：“你就记得那么清？你还想不想考研究生？”
教研组长华湘敏为我说明情况，却又被梁仁铮说成是包庇我。
在一次全校的教研组长会议上，语文组长黄承伟首先发言，说：“秦老师对教学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这次不管怎样说，无非就是一次迟到，学校大可不必这样对待。”
接着每一个教研组长都发了言，包括夏振川的小舅子、数学组长涂序健，指责了校方的这种做法。
当事人十分难堪，真是内行看课堂，外行卡门房，夏振川竟失态地说：“你们怎么都为他说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振川找到我说：“你和梁仁铮两人都有名声，一山难容二虎，你找单位调走吧，我们可以放。”
我自知在这个学校已经呆不下去了，也不愿再待，只好自找出路。
我找到自己的老上级、时任江西省农牧渔业厅副厅长的徐菊生。
徐副厅长对我十分看重，在我调来江拖之前，他任我当时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正被省里提拔为副厅长之职，对我作了真诚的挽留，并提出可提拔为场机关的办公室主任，还可考虑把我调到厅办公室工作。后来，还是另一位老上级、时任副厅长舒惠国为我出了面，厅人事处给予了放行。
徐副厅长这次当即表示欢迎我回农业系统，并推荐到省农牧渔业贸易中心办公室工作。
然而，我的请调报告迟迟得不到厂里的批复。
厂人事科干事刘焕宇说：“学校的领导来过了几次，讲你在学校的影响不好，哪有那么容易就想走。你的调动是小事，现在厂里要抓的是大事情。”
我不得不含泪向厂人事科应志相科长诉说了情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像夏振川讲的那样为影响不好的老师，我把出席各级学会的照片和在多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一起摊了出来。
应科长的是非感很强，是个受人尊重的好领导，我现在还很想念他。
他此刻听说此事，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厂里竟还会发生这样对待人才的事，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太过分了，真是无法无天。你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讲？你也太缺乏勇气，太不相信我们厂里的领导了！”
应科长还诚恳地挽留我，表示一定帮我把工资、奖金和浮动工资给补回来，并由厂里出面严肃处理这件事。
我急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解释说：“我也不是不相信厂里，实在是受打击太大，不愿跟他们纠缠，再受折腾，还是走了的好。”
应科长最后尊重了我的意见，再三表示，如果万一没有能够调成，厂里也可以考虑另外安排工作。
由于自己常为《江拖报》供稿，与厂宣传部的人员很熟悉，宣传部长蔡志远知道我的情况后，他也主动向我表示，会帮我去找组织部谈谈。
在应科长和厂宣传部长的帮助下，厂务会终于批准了我的调出请求。
刘焕宇让我填写了干部调动工作报告表，并给我签了字“同意调出”，加盖了厂人事科人事调配专用章，由人事科报南昌市人事局批准。
市人事局经过研究，签字“同意调出”，加盖了干部调配专用章，连同《干部调出工作函（洪人干字900108号）》一起，发往了江西省农牧渔业厅人事处。
可是，省农牧渔业厅一直到七月份也没有收到，而市人事局又说早在一两个月前就已经发了，我不得不重新再办。
后来得知，是市政府公文交换站出了差错。
八月份，江西省农牧渔业厅收到函件后，贸易中心派办公室主任刘堂华等，由我陪同，专车到江西拖拉机厂组织部审查档案，是应科长和刘焕宇接待的。
此后，江西省农牧渔业贸易中心经过研究，由办公室主任刘堂华签字“同意调入”，加盖公章，报请厅人事处批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协议离岗待调令 适逢冻结受刁难
一九九○年九月初，新学期已经开学，学校没有按常规安排我的任课，询问教务处干事王世友，说是我已在办理人事调动，上面叫不要安排的。
不久，校长夏振川特意找到我说：“你现正在办调动，工作不好安排，只能离岗待调，否则来了调令也不能走。”
经过权衡，我被迫同意了夏振川的要求。他又提出，要我写个“君子协议”。
我未多加考虑，即按照他的要求，写下了“为了便于学校学期工作的安排，本人同意不排课，九月份以后由本人负责”。
这份协议，正好让本校任教英语的上官老师看见，他不平地对我说：“学校怎能这样对待你？”
“他们硬要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