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自己毕竟曾是舒惠国的老部下，恐其不好处理。
想到时任省委书记的*，他在江西人民心目中具有良好的形象，便又向吴书记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
我是原江拖中学教师，中国科协中国地理学会会员。由于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得罪了学校领导，遭到打击报复，最后被无辜除名，我虽书面向厂长江建林反映，至今没有动静。
我很热爱教育事业，实在不愿让自己多年的苦心钻研付之东流，自己还能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不能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多年培养。
在这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您，您在江西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激发了我的希望。今冒昧给您写上这封信，以求得到您的帮助。
可是，在数天后就得知，*已调任*山东省委书记，由舒惠国担任了江西省委书记。
我写信给舒惠国书记，向他表示了祝贺。
因舒书记现在身份毕竟不同以往，我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可随便登门。
写出去的材料没有反响。我向有关法律部门人士咨询，都强调了要江拖有关部门在文件上加盖公章和注明给我的时间，这份决定才能成为有效证据。
六月二十四日，我找到厂办公室的姚主任，要求加盖公章，或出具一张证明，姚主任提出需要叫组织部来人到场说明。
我来到厂组织部，见没有人，又到其他办公室去看看。却在一厕所旁边，又碰到姚主任，他正同几个机关人员在那里吞云吐雾。姚说是办公室现规定不准抽烟，抓到了罚款五元，所以他们才躲在这里过过烟瘾。
我跟他说在组织部找不到人，姚主任便叫人带我在会议室找出了个闵部长，原来刘焕宇已因故被换，我跟新任的闵部长说明来由，闵说等他去跟姚商量一下，便去找姚去了。
一会，闵部长回来了，他说：“那份文件只是对本厂内部发的，不能盖章。”
我一再据理陈述，闵还是不肯。
我再找到姚主任，姚说：“你拿到的那份文件，我们厂办公室只管印发，不是我们写的，是他们组织部提供的，我跟你盖了章，万一有什么事，那不要我们厂办承担责任？你还是去找闵部长再谈谈，写个报告，由组织部签个章应该是可以的。”
我想，既不肯在文件的复印件上补盖公章，能把章子盖到报告上也行，便向姚主任要了纸笔，写道：
报 告
本人原系江拖教师，据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八日《江拖厂字（95）第64号文件》；已被除名，请予以证明。
原江拖学校 秦付根
1997年6月24日
由于闵部长还在开会，我不好前去打扰，等到散会时，已经到了下班的时候，我只好改日再来。
六月二十七日，我找到闵部长，他还是比较客气的，尊我称秦老师，说：“秦老师，我知道你的事，不管怎样，你以前也是我们江拖的人，原来也为江拖出过不少力，作过贡献，只是因为办理调动的时间过长、跟学校领导关系不好的缘故而被除名。这个章确实是不好跟你盖，这件事是前任处理的，我也不好出面，这绝不是为难你，对我这个人你以后就会知道，接触过我的人都晓得，我绝对不是那种人，现在只有你自己再去跟姚主任说说，我个人对你的事还是很同情的。”
我又到厂办等到姚主任，姚拿起电话找闵部长，不想两个人竟在电话里叫起来了。
姚主任坚持说这个材料是组织部报来的，办公室只管印发，厂里干部是由组织部管的，应该由组织部负责。而闵部长则坚持说，组织部不可能盖这个章，要盖只能由厂长办公室盖。
然后，姚主任又坦诚地对我说：“你想要盖这个章，实际上找哪里都没有用，厂里是不可能给你盖的，这种文件是由厂里内部掌握的，不对外的，本来就连这张复印件都是不能让你拿到的。”
正巧，我看见江建林厂长已在对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便问姚主任：“我交给你转交给江厂长的材料，你是不是给了他，他看了有什么表示？”
“凡是给江厂长的材料，我都给了，至于他是什么看法，我们从来就不会去问。”姚主任坦率地回答。
“他现在正好在办公室，我好去找他吗？”我试探姚主任。
“可以，但估计不会有什么用。”姚主任表示。
我拿定主意，起身进了江厂长的办公室，向江作自我介绍：“我是原厂子弟中学的秦付根，不好意思，第一次跟你打交道，有件事想找你一下。”说着，我以示礼貌，向他友好地伸过手去。
江建林厂长可并不愿跟我握手，坐在那里冷冷地、一动不动地说：“什么事？”
其实，江厂长应该早就听到了我与姚主任的对话，这时无非是摆摆架子而已。我把报告递给他说：“想开个证明。”
江厂长看过报告后说：“这个证明不能开，你的这件事，原来是怎么处理下去了，那就是怎么处理下去了。这份文件是厂里内部掌握的，不对外的，除名除下去了就没有事了，我们不能跟你盖章，也不会出证明。”
这样，江拖的表态，无疑给我的申请仲裁和诉讼以及重新就业设置了障碍。我无奈之下，当即向厂组织部交了一份《要求将有关材料归档的报告》及其附件。
报告为：
江拖组织部：
本人自去年十二月九日拿到《江拖厂字（1995）64号文件》，即向江建林厂长及厂各有关领导写了申诉材料，交给了厂办公室的姚主任，半年来被漠然视之。但事实总归是事实，即使再怎样不以为然，也毕竟是个客观存在，若是旷工，十五天即可以除名，何需要等五年之久，学校的教师们有谁会不知情？
我热爱过江拖，常思念那些真正为江拖振兴的人们，我已不是江拖人，但我的档案还有劳江拖人保管，如果江拖组织部的有关同志能面对这个现实的话，就请将所附的有关材料归入我的档案，我想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
原江拖教师 秦付根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闵部长收下了报告，看了看说：“既然是给组织部的，我们会好好考虑。”
前途茫茫心惨淡 无奈信访路漫漫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刚从江拖组织部出来，在办公楼口，就碰到已经调出学校、在厂教育培训中心上班的上官老师。他是在一九八五年与我同时调来江拖中学的高中把关老师，这次一见到我，就愤愤地说起他那次与夏振川打架的事。
“夏振川在学校当校长，简直就是黑了天，那次是他自己弄断了肋骨还不要脸赖我，是他自己想蹬我一脚肚子，结果他没有站稳，跌倒在水泥板角上。后来就连派出所的人竟也还会听他的，结果还把我给拘留起来了。”上官老师十分气愤。
说着，他又列举了夏振川的许多丑事，对我的事情他也很愤愤不平，说学校的老师都在讲，你就是被夏振川给害了，叫我一定不要放过他。
上官老师还告诉我，这次刘焕宇被免去厂组织部长，是因为作风不好，处事不正派，厂里的职工意见很大，干部们对他的评议很差。
八月初，我来到省政府，这时的省农牧渔业厅又改回了原来的牌子，叫省农业厅，厅人事处的干部主管仍然是孙建齐，他刚从省红壤研究所挂职锻炼回来不久。
孙关切地问我在江拖的关系最后处理得如何，说江拖这样对待调动的干部是很不正常的。
我在他那里借出了那几份虽然盖了好几个人事部门同意调动的大印、尚未能够最后批复的干部调动关系，其中还有注明“徐厅长交待”的字样，心情真是无以言状。
就这样，一次正常的人才流动，不仅把编制，甚至把我基本的工作权利也给流失掉了，我似乎成了社会上哪里也不管的人。比起那些下岗的工人，他们常常能得到政府在各个方面的照顾，不知要比我好多少倍。本想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家多作贡献，现在却是这样的结局。
在被除名前，由于得不到厂里的允许，我回不了原单位上班，又不敢在外上班，只得失业在家，连做点小生意也生怕单位知道；被除名后，由于文件没有盖章，我既无法诉讼，又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到处寻找工作或办理个体执照，均无有效证明而告吹。
我四处谋生无门，经济几乎没有来源，精神倍受打击。
九月八日晚，我来到省政府大院，欲去省委常委楼舒惠国书记家，与舒书记见面求助，可门卫说什么也不让进。
十一月六日，我来到省委大院，希望能在省委书记办公的地方见到舒惠国。我先找到一位在此当处长的同学，想跟舒书记通个电话，同学说舒书记的电话是党政领导的内部专线，这样的专线，一般要正厅级干部才可能有。
自然，我也没有勇气提及自己被单位除名一事。
我望着省委书记办公的警戒深处，自知不可能见得到已担任了省委书记的老同事，只得眼巴巴地回来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徐菊生，他已由省农业厅调任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对我的处境很为不平。徐是正厅级别的领导干部，有党政专线电话，主动提出帮我用党政专线取得同舒惠国书记的联系，叫我可到他的家里来打。他还告诉我，舒书记现在已去日本，要到10号以后才能回来。
我仍感觉这样做不妥，拖到一九九八年五月，再寄了封信到省委舒书记的办公室。
一九九九年的八月，我处于极度的苦恼和烦闷之中，带着疑惑、带着悲愤，提笔给江拖厂长江建林写起信来：
江建林厂长：
记得85年我刚来到江拖时的教师节庆祝会上，你的发言对教师是那样发自心扉的尊重，你那样念念不忘你的小学、中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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