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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写完《川藏》的时候，那时候特想要马上出版，然后我就成“作家“了。骨子里还是那种著书立说扬名立万的思想在作祟，我也打听了一些朋友，知道了一些行业规则，我才发现我这种类型的作品是比较小众的，市场前景并不乐观；我才发现自费出书并非难事，尚在我个人经济能力之内；我才发现出版业是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行业，钱挣得并不容易。后来我就不想出了，觉得没劲了，我写我的，总有钟情我这杯茶的人，我写的又不是科普读物，为啥希望所有人都要喜欢读呢？更何况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技巧都有待提高。
但在这里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我的读者朋友们，你们给我的留言鼓励是对我最好的礼物。有一位读者朋友告诉我他看到一半流泪了，我知道在那个瞬间，我的作品有了价值。它是因为你们才有价值。
福娃赢莹：你的职业对你的写作有何帮助？
赛纳薇：我的职业…貌似没啥帮助，我的职业比较俗，和文学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我很喜欢金融行业，每天可以接触到不同类型的行业，见到各种形形色色有趣的人，听到他们说或真或假的话。浮躁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的共同特征，因为赚钱的机会太多。所以你必须成长，必须客观，必须镇定，否则你很容易被忽悠。
福娃赢莹：你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赛纳薇：不出意外的话，我还是会继续在金融圈里沉浮几年，之后嘛，要是功成名就了财务自由了说不定就退隐江湖了，过着劈柴喂马面朝大海的幸福生活了。在文学创作的路上，我也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发现自己还是有倾诉的欲望，不管有没有倾听者，我都要把我心里的声音写出来，因为那是真正自我的诉求。而且我知道在咱原创版上，有很多和我一样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在路上，一起在努力。
福娃赢莹：你也是80后。呵呵，怎么看待这一群体？有关注同龄人的作品吗？
赛纳薇：哈哈，貌似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90后身上了，80后也有了可以批评的对象。我觉得85年前的80后还是比较倾向于70年代的人的。但是我们又有不同，因为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接触到更多西方的思想流派；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了出国留学的经历；互联网的大发展也让信息传播跨越了地域限制。这些都使我们更加独立，也更向往自由，这和我们的父辈或者70年代的人都是不同的。他们比我们更有社会责任感，但是允许我说句挨砖头的话，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更有人生责任感。
有啊，像孔二狗的《黑道风云二十年》，八月长安的《你好，旧时光》，我都非常喜欢，我觉得他们写的特好，特吸引人，他们是比较有天赋的作家。
最后再次感谢新浪原创版，感谢版主，感谢各位读者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1】引言
我常常幻想未来的景象，梦想自己可能会成为的角色，或许是诗人、预言者、画家等等。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我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写诗，预言或作画，任何人生存的意义都不应是这些。这些只是旁枝末节。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无论他的归宿是诗人还是疯子，是先知还是罪犯——这些其实和他无关，毫不重要。他的职责只是找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他人的命运——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它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
《德米安：埃米尔·辛克莱的彷徨少年时》
【2】旅行的意义
“人为什么要去旅行呢？”七月底的一个周六，我半卧在沙发上，翻看着一份旅游周刊，头也不抬的问秦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没听过么？”秦岭点击着电脑里的体育新闻，头也不回的说，“读书少的人，就只好去旅行了呗。”
我有点失望，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他却这样敷衍我。“切，古语还有‘书中自有颜如玉’呢，你咋不去书里找媳妇呢。”我也回敬了他一句。
我叫梁丹青，硕士毕业后就留在上海工作，在一家外资证券公司里做机械行业的分析师。秦岭本科毕业后就工作了，现在是一家小网络公司的营销主管。我们老家都是河南的，他是我的初中同学。算来我们认识也有12年的时间了，期间我们尝试过各种关系——同学、朋友、恋人、仇人、陌生人，用秦岭的话说：“只恨做不成亲人”。现在的关系又回到了我们尝试的最初，朋友。
“我想去旅行。”我对着秦岭的后背，认真地说。半年报的忙季刚刚过去，我终于可以在各种报告和表格中喘口气。我毕业那一年，正是中国股市如火如荼的大牛市，作为一名金融专业的正规军，我不明就里却又理所当然的进了我现在这家证券公司。拿着不菲的薪水和年终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excel和word，每天随行就市的修改着模型，挖空心思变换着角度写报告，不厌其烦地给基金经理们打电话，终于也能在业内小有名气，也算得上“明星分析师”了。而这一眨眼，就是四年的时间过去了。
人们都说“七年之痒”，我不知道四年是不是也是一个坎。只是觉得心里越来越不安定，越来越质疑自己工作的意义，脑子里总是盘旋着很多形而上的问题，譬如，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为此，也当真翻了一些书。机缘巧合，先是一头扎进了神学的海洋，囫囵吞枣的啃了几部奥古斯丁的著作，无论是《上帝之城》，还是《论三位一体》，都看得一知半解浑浑噩噩，但也朦朦胧胧的受到些启发。后来又读到他的《论自由意志》，看完不禁拍案叫绝，自诩已经找到了灵魂的解脱，自此视奥古斯丁为导师，为其精湛的论述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而折服。他在既定的逻辑框架下，把基督教演绎得无懈可击，于是一切都具有了完美的意义。要知道，人家可是自幼练过雄辩术的！
某位哲人曾说：哲学系的学生进来先读尼采，就成了尼采主义者；先读康德，就成了康德主义者。因为读一本书就如同在与大师对话一般，如若自己道行甚浅，则必为大师的头脑所俘虏。此言甚是，我于是成为了奥古斯丁的坚定追随者，心中不再惶惑不安。
然而人一旦开始了对“意义”、“存在”的求索，就注定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某天偶然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知道原来上帝已经死了，而我就是那个在深山中的人——我竟不知道。于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读尼采，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彻底摧毁了我从奥古斯丁那里建立起来的信念。被尼采洗过脑后，就很难回到正统的路上来了，对世界绝望了。随后又接触到尼采的启蒙老师叔本华，对社会也绝望了，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存在主义的阵营里。
我像每一位正统的存在主义者一样，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像每一位笃信尼采的人一样，知道存在其实毫无意义，存在主义也不过是自欺欺人。就这样，漫长的思想纠结过后，我没有成为精神病，也没有孵化成哲学家，而是成了一名信奉“享乐要趁早”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文艺女青年，这就是我的实用哲学。于是，过去熟悉的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些过去政治课本里的枯燥字眼，原来是这么重要。价值观变了，就如同换了一副眼镜看世界，一切都变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厌恶起我的工作——任何束缚自由的事物、关系，都令我无法忍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3】下一站，拉萨。
“那就去呗！”秦岭还在翻看着体育新闻，依旧是头也不回的说道。
我不再说话，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面前的虚无，脑子里浮现出一副中国地图，我便在那地图上筛选着旅行的目的地。半响，秦岭见我不再答话，回过头来发现我仿佛已经入定，便起身走过来推了我一把：“练邪教啊你！”
我回过神来，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的说：“我…要…去…拉…萨！”
秦岭故作夸张地跌坐到椅子上，脸上做出惊恐的表情，说：“你怎么想去那里？”
我不说话，推开他开始上网查攻略。劈里啪啦一阵百度谷歌，我转过头来告诉他：“入藏有几条经典路线，滇藏、川藏、新藏、青藏，川藏线的风光最好，我决定就走这一条了。”
秦岭对我现学现卖的信息毫不感冒，翘着二郎腿说：“入藏？你可别‘入葬’啊！”
“呸，你这个乌鸦嘴！”我骂了一句，继续查攻略。
我感到一种刻不容缓的迫切感，仿佛被狂风在背后追赶着，唯有奋力向前奔跑，我一刻也不想等了。
随便搜到一个叫“巅峰”的户外俱乐部，看了看介绍还蛮详细，旋即一个电话甩过去。管他是巅峰还是疯癫呢，我已经走火入魔了，管不了那么多。
接电话的人好像在开车，我开门见山的问：“你好，是巅峰吧？川藏线的车子有没有？明天出发。”
那人说：“车子有的，明天出发…你在哪里？你们几个人？”
我说：“我在上海，我一个人。”
对方一时没吭气，可能以为我在恶作剧。我继续说：“我晚上能到成都，明天出发。”
对方这才说：“明天太急了，车子是有，来不及找人。”
“包车要多少钱？”我问。
“每个人3200，先付500块订金，出发时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