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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服的是什么药？”
“当然是毒药啰，还能是什么药。他随身带了一整包这种毒药，在现场，这些毒药在尸体旁撒了一地，这种药不是药厂生产的。既然我们这儿有一连串的非法实验室在生产毒品，那么生产毒药是不成问题的。没准他服的毒药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可问题是，为什么他要随身带着这些毒药，而且带这么多。难道他准备像灭地害里的大老鼠似的去毒死石油大会的所有参加者吗？”
“装药的纸包是什么样的？”
“没什么特别的，斯塔索夫。是用一小张纸叠成的纸包。这张纸还是从尤尔采夫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呢。你高兴了吧，是不是？”
“高兴得不得了。”斯塔索夫摇摇头说，“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司想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
“我猜想他是要同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比个高低。听着，我还没说完呢。尸体解剖结果表明：尤尔采夫没有任何大病，他的心脏、血管和其他器官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都是完全合格的，因此问题就来了，尤尔采夫为什么会不舒服？他得了什么病会如此突然地发作？解剖结果还表明：大约在死之前的半小时内，他还服用过抗过敏之类的药，这些制剂既不能止住任何疼痛，也不能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他为什么要服用这种药呢？”
“为什么有人服用它呢？”斯塔索夫问道，“这种药好像有镇静作用，能消除恐惧。也许，是因为尤尔采夫当时变得焦灼不安了吧，所以他需要这种药。”
“也许是的，”娜斯佳表示同意，“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会变得焦灼不安呢？这还是个谜。那些被询问过的石油商聚会参加者对这个问题都含糊其词。尤尔采夫在那里跟任何人都没有争吵过，没有红过脸，总之那里的人都是心平气和的。这里还有一个疑问：他的这粒药片是从哪里来的？没有发现装这药的小瓶子或是包装盒。是不是他口袋里只放了这唯一的一粒药片呢？斯塔索夫，请相信我，没有这样的事。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可能需要用药，那么他会随身带上足够的药，他会把药盒放进提包或放进公文包，以便随时随手拿到药。一个人每次出门前只拿一粒药，这样的事我可不信。”
“你说得对。这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粒药片是某个人送给他的。”
“对，正是如此。尤尔采夫当时感觉到很难受，他走出了大厅，想图个清静，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向某个人抱怨自己身体不适，然后这个‘善意’的人就给了他这粒药。但是聚会的参加者中谁都没有说起此事，为什么？”
“因为，给药的人与大会没有任何关系，是个碰巧遇到的人。”
“斯塔索夫，你说话要悠着点，”娜斯佳愤然说道，“别信口开河。你怎么啦，竟然相信一个局外人会偶然出现在那种每位出席者至少要带一名保镖去的地方？出现在那个凭特别请柬才能进入的地方？那儿连老鼠都休想溜进去。那里聚集的可全都是石油大王，还有金融巨头和黑手党。”
“就算是这样，那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不知道，”娜斯佳叹了口气说，“我再想想。也许你会指点迷津的，你很聪明。”
“别吹捧我了，”斯塔索夫眉开眼笑地说，“大会上共有多少人？”
“一百个左右。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斯塔索夫。可你应该明白，这是不现实的。善于做这种工作的人只有多岑科，可多岑科只有一个，而大会参加者却有一百个，况且还要加上警卫人员，这可是两个月的工作量啊。”
斯塔索夫哑口无言，他顽皮地眨了眨眼睛。娜斯佳说得很在理。最好让反组织犯罪分局的工作人员去调查尤尔采夫及其生意上的对手和伙伴之间那错综复杂的犯罪关系。而戈尔杰耶夫的人应该去做默默无闻的需要耐心和细致的传统询问工作：调查清楚有谁是否看见局外人进场。尽管这种场合有众多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但侦探就是吃这碗饭的，尤其是像多岑科这样的侦探，他善于同证人打交道的特长是出了名的。
两天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完全战胜了感冒，她的心情马上变得好起来，她思路清晰，开始分析已获取的有关尤尔采夫奇怪之死的情报。小分队终于成立了。戈尔杰耶夫说话算数，只派了科利亚·谢卢亚诺夫一个人，而没有去麻烦娜斯佳。然而这种不被人打扰的神仙般的平静日子却好景不长。
“请接收第二具尊贵人物的尸体。”戈尔杰耶夫一边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一边说着，随即坐到了一张空桌子前。
“又有谁死了？”
“总检察院的一位显赫官员，就发生在今天上午。懒鬼，你别以为他们不会把凶手抓进总局。凶手当场就被抓获了。”
“那您还找我干什么？”娜斯佳奇怪地问，“您遇到麻烦了？”
“根本没有。现场有成千名目击者。凶手直接在被害者的家门口向其开枪扫射，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人们都惊呆了。但凶手却解释不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疯了吗？或者他装疯卖傻？”
“这由医生们诊断去吧。我想让你查一下其他没侦破的案子中有没有这个人，查明他的武器是从哪里搞来的。”
“他怎么说的？是他捡来的还是人家邮寄给他的？”
“问题就在这里。孩子，他尽说些蠢话，胡说八道，颠三倒四，听都听烦了。”
“是吗？说出来听听？”
“譬如，他说，这把枪是从邻居那儿偷来的。”
“他的邻居是谁？”
“是一位民警，你看，这事闹的，这位民警却说谁都没偷过他的任何枪支。”
“真的没被偷过？也许是这位民警在撒谎？”
“可能是他撒了谎。我已派尤拉·科罗特科夫去调查这位邻居的情况了，你去了解一下那个射击狂的身份。我们莫斯科已发生过几十起类似的谋杀案。看看吧，或许，这些案子会因此而破获。如果凶手真的是狂躁症患者的话，那他决非第一次作案，到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案件总是破不了，寻找狂躁症患者比寻找其他精神正常的凶手更难，这一点你自己也知道。”
娜斯佳当然知道这一点。自古以来，侦破任何一桩谋杀案都要从寻找“谁是受益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谁会受益呢？俗话说，死者没有了帽子，偷帽子的人就是凶手。这里所说的受益，不仅是指获取物质利益，而且还包括获得心理上的舒坦、解恨。一旦出于复仇和妒忌心理的谋杀案得逞，那么这同样能给凶手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因为对于凶手来说，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已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找到动机就能找到凶手，于是一切都迎刃而解。而如果搞不清受害者的死对谁有益的话，那么一切就会变得错综复杂。凶手和受害者互不相识，受害者是偶然撞到枪口上的，那么你就白费辛苦地去找这个疯子吧……
傍晚时分，娜斯佳从保险柜里拿出了几本她个人积累的未侦破案件的分析材料，并把它们摊在了桌上。她决定先把时间限制在最近三年内，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看看三年以前的资料。
娜斯佳积累的未侦破谋杀案是按类别收集的。她通常先列出各种分类方法，然后按各种不同的情况对案件进行分类。有罪犯是否被目击之分，有行凶手段不同之分，有被害者身份不同之分，还有按照案发地点、年代、星期、日期、昼夜时间等等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的。另外还有一个类别是按寻常与否来分的，寻常的案子是指最普通的谋杀案，而不寻常案子是指使用所谓“非常暴力”手段来犯罪的案件，即被害者遭到枪支的狂射滥扫，或浑身被狠刺猛戳无数刀这一类的谋杀案。
总检察院那位官员被杀事件发生在一个非节假日的上午，而且是在人群熙攘的地方。凶手射出的子弹足够扫射死四个人的。凶手24岁，男，中等个头，一脸浮肿的病容。娜斯佳心想，这些特征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在娜斯佳收集的资料里，凡有人看见凶手并把凶手描绘成脸面浮肿的中等个青年的案件共有两起：
第一起发生在1993年春天，凶手也是用手枪直接抵近扫射。被害者是个一眼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平常人，可在随后的审查中发现，这名被害者原来是一位狡猾的讹诈者。因此工作重点全部集中在调查被害者生前可能讹诈过哪些人的问题上。但是在被他讹诈过的人中没能找到凶手。用来打死讹诈者的手枪倒是很快就找到了，可惜上面没有任何指纹，因为凶手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它擦掉了。
第二起案件比第一起发生得稍晚些，是在1994年底。同样有人做证说凶手是个脸面浮肿的人。但这一次的凶器却是一把刀。娜斯佳决定暂时把此案搁置一旁再说，先把谋杀讹诈者一案搞个水落石出。有趣的是，今天上午被抓获的那名凶手在1993年春季那起谋杀案的案发当天正在何处、干什么事？要刨根问底地弄清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想都别想。但是如果能证明这个人在案发当天不具备在莫斯科作案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会再有嫌疑了。
当娜斯佳耳边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时，她不由地打了一个颤栗。
“喂，朋友，你打算回家吗？”丈夫问道。
“怎么，”娜斯佳一边答着腔，一边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摊在桌上的资料，“该回家了吗？”
“我从不强求你，但我希望你已经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