窍星�
我猜张振国之所以想跟妻子两个离婚，其实是想在执行死刑前见妻子一面。在看守所见不了家属，但离婚可以例外。而张振国的妻子不同意，多半是怕周围人说闲话——男人还能活几天嘛？你还跟他离婚。
张振国这种案子是很伤夫妻感情的，所以他妻子从来没有跟他写过纸条。但吕大爷说，张振国的妻子肯定每周四都来了的，因为他女儿还没满十六岁，没身份证，没妈妈一路，接见不到。吕大爷的推测合情合理。
我猜张振国其实又害怕妻子同意离婚，虽然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但精神上还是需要支撑，再说实际点，只要没离婚，枪毙之后，妻子总要来收尸。
每周五，张振国都心神不宁，因为据老鬼上，中院一般周五下死刑执行通知书，然后周六法警带出去枪毙。也就是说，像张振国这种情况，只要混过了周五，就又可以安安心心地活一个星期。
虽然张振国每周五都说，希望死刑执行通知书早点下来，因为他这样脚镣手铐戴着，活得人不人鬼不鬼，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但实际上每次熬过星期五，张振国都会大大地松口气。他对人世还有太多留恋。
当然张振国说早枪毙早好，也并不是骗人。死刑犯的脚镣手铐一旦戴起，要执行死刑的时候才取。脚镣手铐是看守所自制的，笨重得很，而且手铐和脚镣还用铁链和一根3ocm长、手指粗的钢管连接起在，称之为“烟杆”，目的是防止死刑犯自伤自残或者攻击他人。
我没机会尝试戴着“烟杆”吃饭、睡觉、走路，不知道那滋味究竟有多难受。每个押室都专门安排有人，伺候死刑犯的饮食起居，因为戴着“烟杆”，连上厕所都要人帮忙解裤子才搞的定。戴着“烟杆”睡觉，衣服裤子还是要脱的，不然时间长了，身上痒，但不可能喊警官拿钥匙开铐子，是犯人自己积累了一套方法，可以慢慢地把衣服裤子从脚镣手铐的缝隙中理出来，习惯了一点都不麻烦，穿、脱，都飞快。
无论张振国愿不愿意，死刑通知书还是该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来。那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押室一间间开了，死刑犯一个个被叫出去签字。
张振国签字回来后，脚都软了，路都走不稳。然后“伙贼”在警官的带领下，抬了张“老虎凳”进来，给张振国坐。
“伙贼”就是分在伙食团服刑的人，为什么称“伙贼”？是因为在伙食团服刑的，没有不偷肉的。这称呼好像全国各地的看守所和监狱通用。
“老虎凳”是一种专用的笨重木椅，可能应该称之为“囚椅”。设计相当科学，人坐上去，腰部、大腿、小腿处的木板一关，扶手处的铐子再把手臂手腕一铐，就只能转动脖子了。
坐上“老虎凳”的张振国，凄凉且可怜，但还在笑，虽说笑得比哭还难看，但努力在这个时候展现笑容的人，就是个成熟的男人。
“伙贼”陆陆续续给各押室送来香烟、酒菜。酒不多，一个押室只有一瓶，主要是给死刑犯践行用的。然后，值班警官拿一瓶酒，一个押室一个押室地给明天要走的死刑犯敬酒。
警官敬过酒走后，因为酒精的作用，押室热闹了一会儿，等各人分的那一点点酒一喝完了，气氛就冷清了。看着张振国坐在“老虎凳”上的凄凉光景，大家虽说好久没吃过这些好菜了，但还是没几个人吃得下。张振国就更吃不下，刘莽子一个劲儿劝他吃点，死也要做个饱死鬼。王大爷也劝张振国吃，说黄泉路上远，要是没吃饱，路上饿来走不动了，就只好做孤魂野鬼。张振国不忍拂了大家的好意，勉强吃了两口菜，干了两杯酒，便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吃了。
送死刑犯这一夜，为了保安全，是不准睡觉的。大家既是陪死刑犯熬这最后一夜，也是看守死刑犯，免得出什么意外。
然而，一夜实在是太漫长了！虽说在这种气氛下，人人都无睡意，但却找不到话说，个个精神抖擞地坐等天亮。
大概凌晨两点过，有押室传来歌声，其声凄恻悲凉——
“秋风凉，秋风凉，秋风儿阵阵多么的凄凉啊！梧桐树叶儿落哦！孩儿我回故乡，回到了故乡，见到了爹和娘……”
刘莽子眉头一皱，骂道：“妈妈的，这个时候唱这个歌，疯了！”
张振国接口说：“正适合呀！”
刘莽子嘀咕道：“本来心情就难受，还唱死囚之歌，这不是让人更难受吗？”
我悄悄问潘驼背。潘驼背卖弄道：“这歌是多年以前，一个死刑犯写的，歌名叫《秋风凉》，又名《死囚之歌》，全国看守所都流行呢！”
终于熬到天亮了，法警带走了拉去枪毙的死刑犯和几名陪杀场的重刑犯，然后“伙贼”进来收拾碗筷。这天是不劳动的，放假补瞌睡，但精神一个比一个好，都不睡，三三两两摆龙门阵。吴伟伟点了三根烟，立窗台上当香，算是跟张振国送行。之后，潘驼背带头唱起了《秋风凉》，会唱的都跟着唱。一会儿，各个押室都传来《秋风凉》的歌声，一个个打三个擒五个的刁恶分子，硬把这歌唱得悲凄恻凉，催人泪下。
大约十点钟左右，刘莽子肯定地说：“张振国上路了，我点香送他。”说罢，摸出三根烟，点燃立窗台上。
这时，一阵凉风，打着旋儿，从天窗刮进来。吴伟伟说：“这风好怪，是不是张振国回来了？”
我背脊一麻，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ppa｛netete；｝
………【狱警日记（连载）（91）】………
张振国的死，因为是意料中事，所以虽然悲伤，却并没有什么感触——毕竟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刘莽子的死就不一样了，它让我感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刘莽子入监前，在蔬菜批市场当保安，因为吃小偷的钱吃爆了，被判两年半，留在看守所服刑。
刘莽子长得凶恶，但但相比之下是个并不刁恶的召集。一般召集用别人“折子”上的钱，非但不说，而且用得狠。刘莽子也用别人“折子”上的钱，但都说在明处，而且用得不凶，比如你账上有两百元，刘莽子最多用你五十元，大部分钱还是你在用。
刘莽子每天都在嚷嚷：“想挨打就说”，但实际上并没真正打过谁。有一次，我唱歌唱高兴了，被武警吼，给刘莽子抓到生活间，打了两拳，打在肩上，样子凶，并不痛。但我的确被刘莽子狠狠吓了一跳，以后唱歌就没那么放肆了，并且随时注意到武警和警官。
刘莽子教过我不少东西，比如进押室，睡头个铺的肯定是召集，然后挨次三四个铺睡的，肯定都是有点身份的人，不能惹的。在劳改单位，最好是少说话，多做事；看不惯的要看惯，听不惯的要听惯，等等。
刘莽子看人的眼光也与众不同。
有一次，押室关进来一个叫吕鹏飞的瘦小青年，科班出身，鼻梁上一副大眼镜。我只觉得跟吕鹏飞都是读书人，因此感觉亲近。吕鹏飞没人送被子来，我就喊他跟我一起睡，还悄悄拿了两包烟给他。
刘莽子则是非常佩服吕鹏飞，人前人后夸这小子厉害。吕鹏飞究竟怎样个厉害法，我到今天都不知道，只感觉这人很聪明，适合搞诈骗。
刘莽子对吕鹏飞的照顾，主要体现在劳动任务上——吕鹏飞挑猪毛，完不成任务就完不成任务，没半点惩罚。有时实在剩多了，刘莽子怕其他人有意见，不好管理，就主动帮吕鹏飞挑。那些完成了任务在休息的，看见刘莽子都在帮忙挑，也不好意思袖手旁观。这样，吕鹏飞那点猪毛任务，一会儿就完成了。
吕鹏飞曾悄悄告诉我，他是某大官的儿子。我一点都不信，因为吕鹏飞身上一点富贵气象都没有，只是出于礼貌忍住没说。而且我相信，虽然吕鹏飞一再叮嘱我，这事别告诉其他人，但同样的话他肯定跟刘莽子说过，而且刘莽子是相信了的。关于吕鹏飞的来历到今天都是个谜，虽然要想查证其实并不难，但我没那兴趣。但吕鹏飞的确没关多久就放了，而且放之前他自己晓得，这让我很是迷惑。
刘莽子的妻子每个月都要带女儿来探望他。刘莽子是留在看守所服刑的罪犯，接见可以面对面。每次接见回来，刘莽子都特别高兴，见人就烟，跟哪个说话都笑哈哈的。
我记得那天刘莽子多早就起来了，打扮得整整洁洁的，跟吕大爷说今天女儿生日，妻子要带女儿来。刘莽子还让警官帮忙买了洋娃娃，准备送给女儿。
听到警官喊接见，刘莽子三步并作两步走，大家都笑他，当父亲的人了还那么急躁。
刘莽子接见回来，一脸幸福，请大家吃糖，还跟吕大爷讲，他减刑半年，还有一个月就可以回家了，回家后准备开家茶馆，过平淡生活，不在社会上晃了。吕大爷相当支持他的想法，大家也都替他高兴。
俗话说，乐极生悲。刘莽子这天是太高兴了，因为有那么好的未来在等他。
张振国死后，我们押室暂时没有死刑犯，所以也就没有安排人守夜。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托吴伟伟的福，搬到了水泥台上睡通铺，占有半床棉絮宽的位置，只要动作不太大，尽可以随便翻身。
押室有好几个人睡觉要打呼噜，刘莽子的鼾声最响。我听刘莽子打了会儿呼噜，说了几句含糊的梦话，然后迷迷糊糊地起来撒尿。走我身边经过时，刘莽子见我还睁着眼，善意地教训：“精神好，还不睡，明天跟你多分点猪毛。”
我讨好地笑笑，懂事地闭上眼。刘莽子回铺上，几分钟就又睡着了，鼾声大作。刘莽子的鼾声开始还正常，一会儿就变得很奇怪，像被人卡住脖子，压住胸膛似的。这样的声音响在夜里，是让人害怕的。如果换个人，肯定有人起来摇醒他，阻止他继续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