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地域广大，资源丰富，潜在市场广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要求，也是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要求。总之，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候，当然会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原有的面貌，但不同民族的各自特点包括文化差异依然会存在，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华局面。它们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取长补短。可不可以这样说：越是经济走向全球化，就越需要重视全球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包括尊重文化多元化这个事实。决不可能在全世界只有一副面孔、一种文化，也不可能把某一种文化、某一种价值观念强加给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要他们照搬照用，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个自觉的认识，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也要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把我们更好的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地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
参考资料
1。马克思，1986，《资本论》第一卷，人民社。
2。田毅鹏，2002，《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以吉林区域文化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3。马成俊，2000，《论民俗文化圈及其本位偏见》，《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
4。《中国区域历史地理》李孝聪著北京大学社，2004年10月。
………【第三节 沿海与内地家庭的嬗变】………
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传统的中国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都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和家庭模式多样化，成为中国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的结构复杂而规模庞大的大家庭，已逐步向结构简单而规模较小的家庭模式*。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崇老、尊老、敬老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家庭养老传统，家庭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家庭的功能是十分广泛的，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用伦理和法律的方式在同一屋檐下被固定下来。通常来说，父亲是一家之主，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原则是平均主义，不论贡献大小，各个方面的物质需求基本上都通过家庭获得满足，这是家庭消费功能的机制作用。人老以后，要在家养老，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家庭是老年人养老的基本载体，在沿海和内地这一基本立场都没有受到经济的冲击而改变。
孝顺是家庭生活中的核心价值，家庭生活在儒家治国之术中的核心地位也使得孝顺成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关键。若干世纪以来，父母不断地向子女强调，如何对待长辈是衡量他们的道德价值的重要尺度。顺从父母的愿望，关照父母的需求，在他们的晚年为其提供无微不至的赡养，这些义务超出了子女自身的愿望与偏好。强大的文化和国家使得孝子的社会化得到了加强。这种官方强化的例子之一是“二十四孝”，它宣扬了成年子女为了*父母的需要和怪念头而做出牺牲的一些极端的例子；另外也列举了，对于不孝的子女将可能施行严厉的惩罚。同其他农业社会一样，中国的成年子女是大多数年老父母的唯一赡养来源。孝的义务甚至在父母入土之后继续延伸，通过祖先崇拜——被视作影响健在的家庭成员命运的要素——的方式来关照已故的父母及更早的亲属的需要。
城市中空巢和老龄单身家庭的比重远超过上述比例。空巢和老龄单身家庭的社会问题在城乡表现的不尽相同。在城市，主要表现为老人的心理问题和生活照料问题。老年人因单身或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心理不适现象，如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在城市已经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问题；在农村，则主要表现为的老人的基本生活温饱问题。在农村主要以家庭为养老支柱的前提下，老人一旦丧偶或丧失劳动力，将会面临贫困和生活无着的极大风险。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对外开放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在我国经济最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浦东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形成了“新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选择开放型经济作为经济跨越的支点，使经济发展*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成为中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
即使政策强调共同富裕，但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同，城乡差别、内地与沿海的差距还是很大，这不能笼统而论。当然即使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差别很大，但已不是今天贫富悬殊的概念，体现的是生活水平“底线”的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是以社会财富增加为前提。专家指出，随着国家更多政策体现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调节收入分配，即使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人均GDP的大幅度增加，必然是社会民众普遍受益。
沿海地区富裕者相对集中，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个临时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钱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等各种性消费。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还是婚姻与恋爱观。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打工妹，给其配一个手机，在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这样挣来的钱比打工要高得多。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不过是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九十年代媒体上出现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
沿海与西方接触较早而且往来频繁，因而受到的冲击也较早、反应也较敏锐。中国的先贤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因而在近现代，每当改革运动的兴起或革命的发生，要变革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变革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要冲决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必须冲决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内，曾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改革，并且一度取消家庭，代之以“男馆”、“女馆”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以日本和西方为参照，以兴女学、戒缠足为其改良运动的先声。康有为著《大同书》则以“毁灭家庭为其关键”，提出“破家界、为天民”的设想。其后，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相继提出“废婚姻主义”和“废家庭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出发，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参*、教育权和婚姻自由等主张。他在任大总统期间曾下令禁止纳妾、蓄婢和女子缠足。以上所述，变革婚姻家庭制度已开始*自觉阶段，但它仍然是以男性作为女性的代言人和解放者，并非由妇女自己解放自己。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从而引起婚姻家庭的一系列变化。从社会变化的背景看有三个因素：一，7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城市中90％以上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因此，子女作为夫妻关系的纽带意义大大削弱了；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广大女性广泛参予经济生活，人们（包括广大妇女）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使婚姻的经济功能有所削弱；三，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外来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会以最快的速度和很大的范围影响着中国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婚姻观念，人们在对待性、情感方面很开放，尤其是对年青人影响最大。四，政治因素对私人生活影响减弱，个人的自主意识提高；情感出轨等原因不再影响个人前途。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婚姻家庭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显现出许多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