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光，我爸招你惹你了，你干吗老拿我爸说事？”周丽萍很生气地说。
“革委会组织群众批判你爸时，你爸脖子上挂的牌子是不是国际流氓？”高光不依不饶地说。
“那都是你爸干的坏事，你爸就能害人，谁不知道？二林子，你爸就是被他爸害的。”周丽萍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操你妈，大尿壶，我说你爸是国际流氓就是国际流氓，怎么的？”高光一听周丽萍敢和自己顶嘴大骂道。
“高光，”周丽萍大喊道，“大伙都说你妈是个破鞋精，我看你还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呢！”
高光听了周丽萍的话，恼羞成怒，他抬手打了周丽萍一个嘴巴。周丽萍捂着脸呜呜哭着跑了。
“该打，小骚逼！”高梅恶狠狠地说。
“高梅，你们姐俩挺会欺负人呀。高光，不愿意听曲，滚一边去！”我哥气愤地说。
“大林哥，咋地了？”高光知道我哥的厉害，咪儿咪儿地说。
“高光，瞧你那熊样，欺负女孩，算啥本事？”我哥用瞧不起的语气说。
“大林，”高梅见我哥生气了，岔开话题说，“再拉一曲《喀秋莎》吧。”
我哥翻了一页，照着谱子又拉了起来。
“高光，谁的书？”我小声问。
“我从我妈的箱子里翻出来的。”高光得意地说。
“哥，别拉了，这曲子是大毒草，容易给家里惹祸。”我担心地说。
我哥一听“大毒草”三个字，马上不拉了。我感觉我哥心里一定想起了在草滩农场劳动改造的爸爸。其实，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大毒草，只是听王德良批评高光时说过，是大毒草害了我爸，而且，这大毒草就是我爸写的书。我这么一说，我哥没了情绪，高梅缠着我哥上街。
“我也去。”我不懂事地说。
“那我也去。”高光也跟着起哄。
“你们都去呀，那我也去。”于涛也要凑热闹。
我哥没办法，只好同意大家都去。
十二
我们来到车站，坐无轨电车直奔联营。那时候，联营是最大的商业广场，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屯老二进城，先到饭馆儿，后到联营。屯老二就是指的贫下中农。
我们进了联营，我觉得眼花缭乱，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进联营。于涛也直发蒙，可能也是第一次来，高光好像来过，但也不太熟。
高梅早就想甩掉我们，不一会儿，我哥和高梅就没影了。我们三个臭小子谁也没带钱，在里面瞎转悠了一阵儿，觉得没意思，就都出来了。
“真没意思，咱们去大沙坑洗澡吧。”高光扫兴地说。
“行！”于涛一提大沙坑，就来精神头儿。
我们仨一起上了无轨电车。在车上，高光掏出丰收牌香烟递给我和于涛一人一根，我们一边抽烟一边侃大山。车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
我知道，车上的人拿我们当小流氓了，我甚至有点自豪，颇有些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其实，我们离流氓的标准远去了，撑死算问题少年或坏孩子。
高光甚至用口哨吹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车上的人像躲瘟神似的躲着我们，我们在车上一边抽烟一边闲聊。
“高光，大尿壶，你动过没？”于涛斜着眼睛问。
“你想我会闲着吗？”高光龇着牙说。
“得了吧，净吹牛逼！”我嘲讽地说。
其实，我也弄不清周丽萍为什么愿意和高光在一起，也许是这小子长得太帅了。因为高光随他妈，他妈就长得忒漂亮了。我一想到高光他妈，就好像突然被电了一下，内心充满了冲动。
快到车站了，我心里有点儿发慌。
“哎，我兜里没带钱，你们呢？”我紧张地问。
“我也没带。”高光满不在乎地说。
“坏了，我也没带。”于涛也慌了神儿。
“那可怎么办？”我焦急地问。
“看我的！”高光诡谲地说。
我们仨正在议论着，售票员走了过来。
“你们仨买票没？”
“我买我买。”高光主动搭话说。
他假装在兜里摸钱，一边摸一边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坏了，大姐，我钱被偷了！”
“骗人，我看你们仨就像小偷。”售票员不客气地说。
“大姐，你怎么说话呢？”于涛有些急了。
“我这么说话怎么的？你们一上车，我就盯着你们呢，一看你们就不是好东西。”售票员阴风阳气地说。
这时，车到站了，高光噌地下了车。
“别跟她废话，快跑！”高光一边喊一边跑。
我和于涛也像猴子似的蹿下车去。
“别跑，抓小偷啊！”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喊。
我们仨下了车没命地跑，高光这小子贼鬼，往无轨电车相反的方向跑，因为无轨电车不能掉头追。我和于涛没注意，跟在高光后面拼命跑。
突然，有个人从于涛对面迎面骑车飞驰而来，说时迟那时快，他伸手一把把戴在于涛头上的军帽抢走了。
当时，在我们心中，军帽被抢，就相当于现在的奔驰车被盗一样。于涛本能地转身就去追，我也本能地跟着于涛去追。
“操你妈，把军帽还给我！”于涛一边追一边骂。
狐朋狗友贼多
他边跑边拔出我们在铁轨上特制的小匕首，我见于涛拔出了匕首，便从腰间拽出枪刺递给他。
“于涛，拿这个扎他。”我气喘吁吁地说。
于涛想都没想，夺过枪刺，嗖地就向抢军帽的人扔去，结果枪刺刀把砸在抢军帽那个人的头上，枪刺掉在了地上。
那小子一看于涛下狠手，气急败坏地跳下自行车，从地上捡起枪刺向于涛追来，于涛见那人拿着枪刺追来了，站在原地愣住了。
我见大事不好，大喊：“于涛，快跑！”
于涛一下子反应过来，他转身刚要跑，那人已到于涛身后，他一刀刺下去，正好扎在于涛后腰上，于涛大叫一声，倒在血泊里。
那人扎完于涛，二话没说转身就跑，他骑上自行车，不一会儿就无影无踪了。于涛捂着后腰疼得嗷嗷直叫。
这时，高光也跑了过来。
“二林子，谁扎的？”他焦急地问。
“抢军帽的。”我扶着于涛说。
“人呢？”高光又问。
“跑了。”我不耐烦地说。
“快送于涛去医院吧！”高光喊道。
正好附近有一家区级医院，我背着于涛，高光扶着，我们跑进医院时身无分文，但那时的医院讲救死扶伤，不像现在的医院，没钱就得等死。
医生把于涛推进手术室，我和高光赶紧给于涛他爸他妈打电话。很快，于涛他爸他妈就赶来了，于涛有两个哥哥于峰和于洋都当兵了，于涛是老儿子，也是于涛他爸他妈最心疼的。
于涛他爸见自己的儿子被扎成了这个样子，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把这个抢军帽扎伤自己儿子的人缉拿归案。
后来，我哥和高梅也赶来了，于涛被扎坏了一个肾，得住很长时间院。于涛他妈哭得跟泪人似的。大家忙了一个晚上，陆续散去。
临离开医院时，高光小声对我说：“二林子，咱们得为于涛报仇！”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但具体怎么报仇心里并没有谱。
十三
自从于涛住进医院后，我觉得特没意思。高光这小子狐朋狗友贼多，经常找不到人。我一个人常到大沙坑游泳。
有一天，我去大沙坑游泳，看见周丽萍一个人在水边沉思，我心里一阵激动。
“周丽萍，你怎么也逃学？”我走过去问。
“有烟吗？”她看了我一眼问。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丰收牌香烟，递给她，我自己也点了一支。我坐在她身边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她，我从未这么仔细地看过她。她见了我异常主动，和我拧一把摸一下地开玩笑。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我神态自若地问。
“不是我不对劲儿，是这个年头不对劲儿。”她却神情沮丧地说。
我知道她心里有事，便问：“怎么了？”
她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妈也被发配到农场去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刘宝林，我好害怕呀！”
说完，周丽萍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哭得更厉害了。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了，应该保护这个孤苦的女孩。
我想把她抱在怀里安慰安慰，我却不敢，只是说：“别怕，还有我呢！”周丽萍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
“周丽萍，你爸是因为国际流氓的事被发配到草滩农场的，你妈是因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爸和我妈都是画油画的，”周丽萍抹着眼泪说，“他们都在美术学院工作，前几天高光他爸请我妈去画毛主席像，我妈把毛主席的痦子画错了位置，高光他爸说，这是政治事件，公然反对毛主席，就把我妈给发配到农场去了。”
“我爸也是高光他爸整的，他爸是整人专家。”我气愤地说。
“天底下再也没有高光他爸那么坏的人了！”周丽萍咬牙切齿地说。
“周丽萍，你爸妈在哪儿学的油画？”我好奇地问。
“我爸和我妈都是在苏联留学时学的油画，他们是同学。”周丽萍擦了擦眼泪说。
“那你爸怎么被打成国际流氓了呢？”
“我爸在苏联学习时，画了很多苏联妇女的裸体画，这些画我爸都带回国了，当时高光他爸也在美院工作，还没调到区革委会，他揭发我爸，说我爸与画上的女人关系不正常，就这样，我爸被打成了国际流氓了。”周丽萍怨恨地说。
“又是高光他爸，他爸为什么这么坏？”我愤愤不平地说。
周丽萍沉默不语，今天的周丽萍少了几分傲气，多了几分小女生的温柔。其实，周丽萍发育得越来越像女人，我望着她起伏的胸脯，心里有一种想摸一把的冲动，这种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