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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蓝空出的一只手握紧了拳头，用力敲着他的胸膛。我和他招手时，他似乎想跟我说话，但是窗户的材质太厚，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我们只好用手势沟通了一会儿，然后他向我行了个举手礼，便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那个星期我打了几次电话给凯文的律师，在留言中解释我的身份和认识凯文的经过，并表示愿意尽我的能力协助辩护。我还向一位曾担任公职辩护，现在开设私人事务所的好朋友提过凯文，如果律师需要额外协助的话，我的朋友愿意免费帮忙审理凯文的案子。但我一直没有接到任何回电。
星期六上课前，葛先生为我开了门，他问我是否听说了法蓝的事情。
“他被判刑了吗？”
“是啊！足足判了一百万年！”
班上的男孩们告诉了我比较精确的数据：法蓝所有一级谋杀的罪名均成立，总共被判了52年。他的律师本来在法庭提出了减刑的考虑，强调法蓝在两项罪案中都不是动手开枪的人，但是法官驳回了律师的诉求，只同意将另外两项罪名所判的30年与较长的刑期合并执行。
这个消息让所有的男孩都很难过。一向吹嘘不怕坐牢的荷西，似乎是最难接受这件事的人，他看起来一副失眠了好几天的样子。荷西通常喜欢坐在大家中间，特别是和维特比邻而坐，但那天他向我要了纸笔后，就独自坐在桌子远远的一角，默默无语。
“法蓝老兄真是太有骨气了！”维特叹息道。他这次用来抓痒的工具，是一本史蒂芬金写的小说，“我听说他回到拘留室前完全没有哭，好让他在法庭上的家人看不到他流泪的样子。”
“真是个男子汉！”戴尔说。
王彬很不赞同。“如果换作是我，我会哭得像个婴儿一样。”对于王彬的言论，大家头一次没有予以取笑。
“每个人都会哭，”维特说，“但真正的男子汉会选择什么时候才能哭。”
“要什么时候哭才对呢？”我问。
“就像法蓝一样，得先回到拘留室以后再哭！这样他的家人们才不会带着心痛离开，而是看到法蓝会坚强勇敢地活下去。他的家人们必须接受判刑的事实，所以法蓝这么做是很重要的。”
凯文想转移这个令人伤感的话题，便问我鼓鼓的背包里装了什么东西。那是早上我进入管训院的时候，郝修女送给我的礼物。她知道我仍在为那本有关修女的小说绞尽脑汁，便送了我一大本精致的摄影书，里面的照片是在客西马尼（译注：客西马尼园乃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花园，相传为耶稣受难之处。）的一所男性修道院中拍摄的，那里是许多僧侣和作家托马斯摩顿度过大半人生的地方。
男孩们挤在我的身边看着这本书。照片全是黑白的，展示了修士们工作、祈祷、密室自修以及用餐的情况。翻阅照片时，我震惊地发现修道院中有许多景象，和管训院这种机构里的情景非常相似。所有的修士们都穿着一式的衣服，头发剃得短短的，生活环境以围墙与外界隔离，不得任意离开。他们在指定的休闲时间内才能彼此交谈，住的房间很小，不得有男女关系，随身只能拥有书籍和梳洗用具，此外他们也必须严格服从权威。我想到修士们总是将求道的艰辛，描述成通往自由的旅程，但为什么他们选择过的生活，和失去自由的囚犯们这么的相似？我请学生们提出个人的看法来解释这点矛盾。
男孩们对我的问题似乎都很感兴趣，但没有人愿意回答。最后戴尔要求再靠近一点观看这本书，他盯着其中一张修士们排列行进的照片瞧了几分钟后，开口问我：“这个地方是谁负责管理的？”
“我猜是修道院院长吧！”
“他算是老板吗？”
“是的。”
戴尔的手指摸着下巴上的短须，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叽里咕噜……”
维特一副被打败的样子。“拜托，老兄！你说慢一点好不好？大家都听不懂你刚刚说什么。”
戴尔叹了口气。“我说的是那位……修道院长……有没有带……胡椒催泪弹？”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由于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修士和囚犯的不同之处，大家公推他负起将书塞回背包里的神圣使命。
趁着男孩们的心情都不错，我建议开始上课。这些孩子熬了一个星期之后才被解禁，可以预料到他们无法专心地写作，但我仍然必须试试看。我花了15分钟想让大家安静下来，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只好宣布放假一堂课，就像美国东岸的学校，在冬天时也常因气候不佳而关闭一天。令我惊讶的是，荷西和戴尔虽然不像其他人已经高中毕业，那堂课却独独他们两位能定下心来写作。
下课之前，我请戴尔和荷西朗读他们的作品，荷西拒绝了，但是戴尔很愿意。“我写的是……一首诗。”戴尔咕哝着说明有一次他坐在警署的交通车里，正要往法庭的路上，回忆起自己开车的经历，而得到了这首诗的灵感。
我来到路的分岔口
选择走看起来是正确的路
这条往左的岔路
结果引我到了错误的旅途
我没有心理准备
就要接受命运的挑战
我过着自己选择的生活
而我唯一知道的方式
似乎让我陷入更深的泥淖
我在路上遇到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物
也失去了一切最亲爱的东西
但现在一切已经太迟
我已无法回头
我只是一个该死的、穿着橘色制服的高危险罪犯
还能怎么办
主啊！求你帮帮我
“伦德，下一个轮到你了！你几乎从来没有念过耶！”
“我写的是一篇日记，不想念出来。”荷西说。
“让我看看。”维特说。荷西把作文拿给他的好友，维特先是默念了一遍，然后在没有征求荷西的同意之下，大声地开始朗读。荷西半推半就地试着把作文抢回来，但徒劳无功，只好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对着王彬猛弹橡皮屑。
我曾经做过一件事，刚开始很开心，觉得做了一件对自己很好的事。但过了三个礼拜后，我一想到这件事，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好像有什么东西缠着我，让我常常在半夜惊醒，全身被汗水湿透。我甚至连做梦都梦到这件事。我一直在想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要造成其他人的痛苦？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难受。
现在我为我伤害过的人们祷告。我感谢上帝，帮助我了解到在外面时的所作所为，全是不值得的。我相信从今以后，我会做得更好。
维特想把作文还给荷西，但荷西说他不想要。“干！我写的都是些废话！”荷西说，“我们不管到哪里，最好还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这样至少不会被别人恶整！”
戴尔含糊而咬牙切齿地说：“有哪个蠢蛋……想整我……不是我就是他……会死得很难看……我是……认真的！”
“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事，”达克说，“我的个子比较小，没办法应付所有人。万一有人想非礼我怎么办？”
王彬向我解释，这就是大家都不想去成人监狱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在监狱里，要脱离帮派很困难。”维特说，“没有人想蹚浑水，但我们都是菜鸟，一定要为帮派做事来换取保护，就算不甘愿也得做。”
“就像我弟的情况。”荷西说，“他才到监狱一个月，那些帮派大哥就把一根铁柄从门下塞进他的囚房，命令他去教训一个告密的家伙。我弟只好照办，否则会被那些老鸟宰掉的！”
“我们早晚都要面对这种事，”维特说，“这就是现实。无论我们有多么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
荷西指着大家对我说：“你看到了吗？这个班上有黑人，亚洲人，还有麦兹和我这两个拉丁人，大家来自不同的族裔，但是都相处得很好。等我们到了监牢里，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存在了。”荷西把纸笔推给我，然后把他的讲义夹也交还给我。“你可以把这个讲义夹送给别人。我反正快要关禁闭了，那里是不准带私人用品的。”
“荷西下个礼拜就要被判刑。”维特告诉我。
“这里的生活很好，”荷西说，“大伙儿一起读书，上写作课，还有话剧表演之类的活动。但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也不会改变命运，到最后大家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荷西说完后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外面的交谊厅，葛先生问他要回图书室上课还是回到自己的囚房，他选择了后者。
多谢了，仇恨！
“如果你可以出席，我相信对凯文的意义一定很大。”郝修女从她小小的厨房对我喊着说，“但你已经为这些孩子们做了很多事——不用觉得你有义务要做得更多。”
郝修女住在一个两房的公寓里，所有的家具都是在二手货的店里买来的。她唯一最奢侈的家当，是挂在墙上一张加框的宗教仪式乐谱，还是公元12世纪的古董。它是观护局在50年代时获得的捐赠品，作为管训院中新设教堂的装饰。原本附在乐谱上的丝绒背板，随时光的消逝而逐渐显得破旧，最后因教堂整修而面临被丢弃的命运。郝修女怀疑它的年代比大家想象的要久远得多，便打电话给观护局的局长克礼先生（也就是来参加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