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事件爆发时我还没有抽上来。后来听传达林彪事件的材料，我说了几句话就判了我十五年。”
“你说了什么话判了十五年？”铁戈又问。
“林彪事件发生时我还在山里下放，公社派人到我们大队传达中央文件，那些爹爹婆婆都没有文化，好像林彪陈伯达的事跟他们无关。我们这些下放的学生倒是听得蛮认真，我还把《五七一工程纪要》抄了一份，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在知青点说林立果说的话一针见血，击中了要害，现在的情况就是他说的那样。不晓得知青点里哪个狗日的把我说的话汇报到上面去，就这样把我判了。”
“总是听别人说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脑壳问。
“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我能一字不差地被下来。”曹矮子说。
“吹牛，你能背下来？”刘武汉等人不相信，当然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因为他们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就被捕判刑了，所以他们没有机会听到传达。
“我听过这个文件，你背得是对是错只有我最清楚，你背背看。”铁戈说。
“我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坐牢的，印象太深了，我到死都忘不了。比方说《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第二部分说到必要性、必然性是这样说的：‘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上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似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主义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曹矮子真的一字不差地背出了一段《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等于是在一群正在服刑的现行反革命当中传达了一次中央文件，这在整个监狱里还是第一次，只不过曹矮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铁戈虽然意识到了却故意不点破。大脑壳等人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些卤牛肉和白酒对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
听完这一段后大脑壳说：“这样的话只有林立果敢说，也只有他说得出来。”说完就不再做其他的评论，因为这个话题太敏感，谁要是对这个《纪要》进行评论，说不定第二天干部就会知道。在反革命中队你偷偷抽点烟喝点酒，干部即使知道了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干部绝不轻易放过。
余友新忿忿然：“老子只是钻了一个眼子，顶多就是没有拿证先结了婚，怎么就成了反革命？这文化大革命瞎搞，你们说我女朋友的那个东西是么样就跟革命联系到一起了？那以后谈恋爱还要先搞清楚什么眼子是革命的，什么眼子不是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我要是把一个工人或者是农民的肚子搞大了，未必就不是反革命？难道女人的那个东西真的要分成革命和反革命的？”
大家听了这番话轰然大笑。
铁戈调侃道：“你女朋友的那一片处女地还不到时候你就开垦了，肯定是你的错。”
“对呀，顶多算是错误，怎么就把我当反革命判了呢？”余友新依旧不依不饶争论着。
曹矮子分析道：“你要是把某一个工人或农民的肚子搞大了同样是反革命，因为肚子大了就要打胎，打了胎就要休息，就不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肯定也是反革命罪，从黄石法院判你有罪的逻辑上讲只能是这个结果。”
刘武汉问：“铁戈，什么是国家机器？”他还在关心刚才听到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军队和专政机关就是国家机器，包括警察、法院、监狱，原来还有检察院，现在检察院不起什么作用。我的判决书就是由红州县公安局革命委员会起诉，文革前应该是由检察院起诉。”
曹矮子接过话头：“这就证明我们国家很不正常。检察院、公安局和法院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检察院不但是起诉机关，对于法院判决的案子畸轻畸重还要提起抗诉，比如说余友新的案子检察院就可以抗诉。但他的案子是公安局起诉的，法院判决后就算完事，不管判轻判重检察院完全不能插手，而公安局又不能抗诉，因为公安局没有这个权力。当然公安局也不会抗诉，因为它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余友新只能自作自受。”
“那我就要硬坐十五年牢？”余友新又忿忿然了。
“伙计，彼此彼此，在座的哪个不是公安局又抓人又起诉？”大脑壳说。
曹矮子又说：“《五七一工程纪要》第三部分说到基础条件是这样讲的：‘农民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上当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羔羊。机关干部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不光是农民缺吃少穿，城里人一样缺吃少穿。不管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伢们多的家庭供应的东西都冇得钱买。”牛瞎子说。
刘武汉长长地叹了口气：“你说伢们多的家庭买不起供应的东西倒也情有可原，我家就只有我老娘和弟弟，伢们不算多吧？穿的还是破衣烂衫，吃的也是菜场捡的烂菜叶子。我弟弟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工作，就在建筑队做小工，一个月一天不休息也只有三十六块钱，又要吃饭又要给我老娘看病，还要跟我送点钱买点酱菜，造孽哟！一想起这些我我就想哭，生活在这个时代痛苦啊！”
韦少山听了半天这时也开口说：“红卫兵被利用了，我们造反派还不是被利用了。我们在运动前期就被压制了，哪里还等得到后期？文化大革命是老毛发动的，造反也是他叫造的，老子坐了这么多年牢他问都不问……”
“麻子，你少说两句。”韦少山一脸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韦麻子。虽然韦少山是省林业兵团的司令，大脑壳是作战部长，其实还是大脑壳说了算。他打断韦少山的话头：“你一说话就走场（武汉话：搞偏了、瞎说），老毛哪晓得湖北有个韦司令韦少山？他手下倒是有个韦司令，那是韦国清，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把手，人家是封疆大吏，你是个么东西！”
韦少山不敢犟嘴，只好不说话。
曹矮子忍不住还是要说：“知青上山下乡真的像劳改，余友新你下过乡，你说是不是？”
“这话说得不错，要不是老毛搞这个上山下乡运动，我何至于成了钻眼子的反革命？这年头反革命就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余友新念念不忘的就是钻眼子这件事。
曹矮子说：“我在山里面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到年底结算倒还欠大队的口粮钱，每个知青都欠，你说要不要命！大山里面就跟坐牢差不多，自由是有的，你可以自由地吃不饱饭，也可以自由地穿破衣烂衫到处乱转，就是没有回城里参加工作的自由。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今天这个是反革命分子，明天那个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我发现反革命是越来越多，到现在真还搞不清楚什么是革命。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革命才能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反革命，不然别人说你是反革命，你就稀里糊涂成了反革命。”
韦少山笑道：“这还不晓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造反就是革命。”
余友新想了一下说道：“工人做好工，农民种好地，军人保卫好国家这就是革命。”
刘武汉问：“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不是革命？”
“我也搞不清白么事叫革命，我只晓得我们这些坐牢的叫反革命。”曹矮子说。
铁戈解释道：“你们说的都不是革命的真正定义。韦少山说造反就是革命，既然是革命那么你这个司令就不应该坐牢，北京的五大领袖也不该抓，湖北的夏、朱、胡、董、谢、张也不应该逮捕，所以造反不是革命。余友新说得也不对，工人做好工，农民种好地，军人保卫好国家，只能说是做好各人的本职工作。如果这也算革命的话，我们这些犯人织出好的蜡线绨、羽纱、东湖纺、新湖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我们不也成了革命者了吗？大脑壳你们一二三工段织双绉出口日本换外汇，做的贡献更大，你们就是革命家了。那我们还用在这里劳改吗？宣传毛泽东思想也只能算是一种工作，不能以你干的工作来确定你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林彪在党内的职务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吧？应该是革命巨头，他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其实从政治经济学下的定义来看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换句话说，凡属于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起促进作用的活动都是革命。原始社会的人为了获取劳动产品所生产的各种劳动工具如石矛、石刀、石斧等就是一种革命，因为这些工具能提高生产力。凡属于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阻碍、制约作用的活动就不能说是革命。”
“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是解放了发展了还是被阻碍了停滞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曹矮子说。
铁戈马上打断他的话：“伙计们，一群反革命还在探讨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我觉得你们所说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政治意义上通用的说法，不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定义。你们希望搞清楚的问题并不是革命和反革命到底是什么，而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反革命？我们到底有罪无罪？如果犯了罪到底是什么罪？没有犯罪为什么还是进了大牢？”
“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说要是中国不搞文化大革命会是个什么样子？”曹矮子用探寻的眼光打量着大家。
“起码我们大家都不会在这里坐牢。”刘武汉瓮声瓮气地说：“哪个天生就是反革命？”
大家听了前面一句话都哈哈大笑，及至听了后面一句话全都沉默了。
“连林彪这样战功赫赫的元帅、党章规定的接班人都垮了台，还谈什么别的人。”成飞说。
铁戈侃侃而谈：“明朝才子文征明曾经就岳飞父子被杀一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