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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国兵拍着桌子大声吼道：“铁戈，我看你狂到什么时候！本来不想说，看来不说不行了。你不要以为你的问题仅仅是批林批k中的那些事，老实告诉你，你的问题牵涉到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昨天你回了红州大概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石庵村和辛建为什么被公安局抓了？你们从七四年搞批林批k到现在已经快一年半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动你们？为什么现在一出手就抓人？如果仅仅是批林批k的问题公安局会抓人吗？”他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封信在铁戈眼前晃了晃：“这封信你应该很熟悉吧？这个叫左子海的人给你通风报信，说有人住院了，住什么院？那是公安局的‘医院’，专门治疗各种犯罪分子的地方。你昨天回红州到左子海那里去了吧？可能你不知道他已经被公安局监控了，你在红州的一举一动都在公安局的掌握之中。”
最后这句话是童国兵诈铁戈的，目的是使他深信不疑自己早已纳入了公安局监控的范围之内。因为从七月十九号起到昨天，公安局有好几天的时间做出决定然后布控。
这一下铁戈不再出声了，他的脑袋在紧张地思考。
看到铁戈不说话，童国兵继续说道：“在地区政法委的统一部署下，你的那些同伙现在不是被抓就是进了学习班，就是这种五bu准学习班！这个五bu准学习班就是针对你和你的同伙的。从现在开始这个五bu准就是铁的纪律！”说到这里童国兵有意放缓语气：“当然了，在你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你还是我们的同志。因为你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是南下干部，我们对你只会拉不会推。为了不让你滑到敌我矛盾的泥潭里，组织上向你伸出了热情的手，现在就看你是不是愿意抓住这只挽救你的手。这一切都取决你的态度，实话告诉你，现在还只是办你的学习班而没有抓你，就是组织上对你的挽救。党的政策你应该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重新回到人民一边，一条是万丈深渊，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听了这番话铁戈如同五雷轰顶一般，颓然坐在床沿上。从昨天收到左子海的信那一刻起直到现在，铁戈把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最容易被人戴上的帽子——反革命。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分子，他认为反革命离他远得很，都关在大牢里，遥不可及。然而当“反革命”这三个字一旦和自己联系上，那真是甩也甩不掉的活生生的魔鬼。
列位看官，那时在中国谁要是和反革命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这个人余下的生命就算彻底完了，活着也如同行尸走肉。刘少Q、陶铸、贺Nong和反革命沾上边都整死了，林Biao和“反革命”沾上了，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他手下的黄、吴、李、邱，过去都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上将、中将，不都抓了吗？和林Biao有牵连的人一倒一大片，给毛泽D当了三十一年秘书的陈伯D也因为这个罪名被打倒了，那可都是些位高权重红极一时的封疆大吏甚至是政治局常委呀！像铁戈这种小小老百姓，沾上了这三个可怕的字后果可想而知。
童国兵对曾流使了个眼色，曾流马上接着发言：“伟大领袖毛主X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绝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铁戈，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你们那伙人大量的材料。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情况但不能说，今天只告诉你一点，你在红州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不光成立了反革命组织，而且和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有很长时间的联系，你还蒙在鼓里呢。现在你不反戈一击积极主动揭发他们，你就越陷越深！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一定要争取主动，向组织上靠拢，求得宽大处理。你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那我们也没办法。不过你今年才二十一岁，年纪还太小，你顽抗下去对你和你的家庭有什么好处？积极检举揭发你的那些同伙才是你的唯一出路。你不要心存侥幸，你们那些人说的话做的事你不交代人家要交代，等别人先交代你就被动了，倒不如自己掌握主动，竹筒倒豆子来个痛快的。组织上现在是帮你洗手洗脚，洗干净了也好早点回车间上班。我就说这些，何去何从你要考虑清楚。”说完他和童国兵意味深长地对了一下眼神。
其他人也都发了言，大致上都是一个意思，有假心假意的劝导，也有色声俱厉的威胁。这就是文Ge期间惯用的剥笋政策，最开始是宣讲政策进行攻心战，消除你的思想顾虑，然后给你一点虚假的希望，就如同落水的人看见一根稻草也要死死抓住一样，第三步就是榨取他们所想要的材料，最后则是把受害者置于死地。这种方法对一个人或一群人都极为有效，屡试不爽，先剥掉第一层叶子，然后是第二层第三层，剥到最后你只能乖乖就范。
待众人发完言后，童国兵又加重语气说：“现在学习毛主X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说完便开始念这篇文章。列位看官，这是文Ge期间办学习班的必要程序。
但铁戈并没有住过学习班，也不知道要走这个过场，心里暗想：“老子又不是国民党的将军，学这东西有什么用？督促我投降，我有什么问题？”
自己没有问题这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但曾流刚才说的话一下子把他打懵了。那意思很明显：第一、郎超雄等人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第二、郎超雄等人和外地的反革命集团还有联系，恰恰是第二点印证了第一点。如果单说郎超雄等人成立了反革命组织，铁戈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如今已和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这不就证明郎超雄他们确实成立了反革命组织吗？据铁戈所知反革命不会和普通人联系，只有反革命之间才会产生联系，他从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这样。
铁戈在心里骂道：“郎超雄啊，你他妈害死人哪！我这二十一年清白的名声毁在你的手上了，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哪！”
在那个年代宁可得绝症也不能和反革命沾上边，如今可倒好，无缘无故的和反革命挂上了钩，而且还是集团案子，这才是最要命的事。
铁戈脑子里如同一团乱麻，心脏“突突”地乱跳，耳朵“嘤嘤”地耳鸣，手心里满是汗水，把拿在手上的《毛泽D选集》都弄湿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直到童国兵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完了，他还没回过神来。
接着童国兵便组织学习班的人对铁戈展开了批斗会，学习班的九个人又开始对他大张撘伐，无非是说铁戈已经滑到反革命深渊的边沿，组织上正在对他进行挽救，如果再不猛醒，不和反革命组织划清界限，不主动揭发同伙，最后就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都是文H大革命时的一些陈词滥调，就像东北话里说的癞蛤蟆跳到脚上——不咬人但很咯应人。
这个批斗会开了一个多小时，铁戈曾几次试图说明真实情况，但每一次还没说上两句就被那些人劈头盖脑的批判堵了回去，他毫无办法只能保持沉默。
列位看官，凡是经历过学习班的人都知道，当一个人失去了话语权的时候只能任由别人向自己泼污水，扣屎盆子。被办学习班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申辩的机会，你唯一可以做的只能是沉默沉默再沉默，只能听任别人指鹿为马，无限上纲。铁戈此时记起了在中南海里批斗刘少Q的纪录影片。刘少Q当时手里拿着《中华人民共和G宪法》说，不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G的主席，起码我还是国家公民，我还有言论自由。但是那些批斗他的人却用手中的毛主X语录打他。白发苍苍的刘少Q这时也只能任人批判，毫无反抗的余地。
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因为刘少Q、邓小P没有通知毛泽D去开会，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邓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我是一个公民，是一个党员，我也有发言权。”只不过以毛泽D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想怎么说，想说什么都是言者无罪，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仅对他一人有效，其他任何中国人想都别想。而刘少Q被批斗时则只能缄口不言，最后凄然下台命丧开封。连刘少Q这样的大人物尚且都不能为自己申辩，一个小小的铁戈又能怎么样？
学习班里的批判会有一个绝招，那就是并不把陷入笼中的人一下子整死，而是留下一点虚假的希望，让你觉得前面还有一丝“光明”，只要你跟着这“光明”走，还是有“希望”和“前途”的。因为他们必须获得受害者的口供用以定罪，在这个人没有交代其“罪行”时办案人员一般是没法定罪的，这时就要向受害者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逼取口供，等到他们拿到了他们所希望的口供以后再来最后致命的一击。当然对于那些顽强抵抗的死硬分子还会施以残酷的肉刑，而文Ge时期专案人员想出来的私刑真是千奇百怪，有很多私刑连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特务都没想到过，这一招是促使被办学习班的人放弃抵抗最有效的一招。这种方法在文Ge期间屡试不爽，十分灵验。任何一个被办学习班的人，他最后的底线就是企图保持自己政治上的清白，除此以外任何东西包括生命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多少人宁可自杀也不愿玷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然而恰恰是这种想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批斗会结束后童国兵把一摞信纸放在桌上，布置铁戈写交代材料。
铁戈问：“交代什么？”
“先从批林批k运动开始交代。”
铁戈说：“批林批k所有的大字报政治处派人抄有底稿，还交代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