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工作的治疗师莎莉·巴尔托克说吉尼会为那些跟她一样的离异母亲提供意见。婚后改名为莎莉·泰勒的她说：“我记得她曾说过，‘婚戒戴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才真正拥有它。’我的感觉是他们结婚之后，让她感觉更加稳定和踏实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多少爱，还是说那只是一种让人舒服的工作关系。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重视爱情与工作之间差异的人。”
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们的伴侣关系几近崩溃，但是比尔最终还是得到了他想要的。他真正的家——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将安然无恙地留在原地。吉尼后来说：“我知道为什么会嫁给马斯特斯，是为了保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身份。”甚至他们偶尔的性生活也不是其中的理由。当被问及两人之间的性生活状况时，她回答说：“嫁给他并不意味着这方面的满足。”无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怎样的激情，如今也似乎都一切归于平淡。婚礼之后不久，比尔对一位记者讲述了漫长的一天之后两人在床上拥抱时的简单快乐。就像吉尼说的：“认为只有阴茎进入阴道才算是性爱，这样的观念绝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这种看法并不正确。”
以帮助美国人拯救婚姻而闻名的比尔·马斯特斯却毁掉了自己的婚姻。他把与自己共同生活了29年之久的妻子莉比独自留在了拉杜的老房子里，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也纷纷离去。比尔几乎没有露出一丝的懊悔，好像科学使命让他的行为有了正当理由一样。“比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鲍勃·科罗德尼说，“他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更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几乎能肯定的是，他根本不爱吉尼。比尔私生活中关于爱的概念也许是他对孩子的某些情感，但这根本不是占据他内心大部分的东西。”对于那些询问的人，比尔喜欢表现出一种执拗的形象，系好领结，用简洁而严厉的话语谈论自己。他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位好父亲，在丈夫这方面也不太称职。吉尼想要融入当地社交生活的渴望也遭到了比尔的蔑视，他更喜欢工作到深夜，或者周末独自呆在家里看电视。因为莉比的事，拉杜以及城郊俱乐部的那些老朋友将他从他们的邀请名单上除了名。“我就是个混蛋。”他承认说，“我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以前不善于，以后也不会。我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没有很多朋友。我也没有吸引人的那种性格。”吉尼只能表示同意。她解释说：“比尔不愿意和人打交道，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恶意。”
对于比尔来说，和吉尼之间的婚姻契约多少是一种妥协，在吉尼看来也是如此。数年之后，前同事朱迪斯·塞法尔好奇为什么两位研究者不在一开始就结婚。比尔冷淡的回答让她至今难忘。
朱迪斯问：“你结婚之后，是什么时候发现其中出了问题？”
“走红地毯的时候。”他直率地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结婚？”
“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这样做最方便。”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神秘的性爱进行解释之后，整个世界开始转变，也开始能够更好地用爱的语言进行交流。但是当被问及真爱究竟是什么时，比尔·马斯特斯承认自己对此毫无头绪。
“我亲爱的姑娘，我没有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面对提出这一永恒问题的女记者，他说道，“我不知道爱究竟是什么。你知道吗？”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二十八章 女权运动
“在通过女权运动以及女性性爱革命赢得‘解放’的年代里，美国女性得以享有与日俱增的性高潮权利。其中，最能充分享受性爱的是那些接受过教育、积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的女性。”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在桃瑞丝·麦基惊人的婚礼派对上，朋友和同事们都保持着沉默，等待贵宾的到来。这个温和的十月天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工作的女人几乎全部都前来恭贺麦基，她是位友善而尽责的秘书，平时负责保管团队在每一次治疗时所留下的录音带。新来的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自己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的家里举办了这场游泳池边的派对，并且邀请了诊所里所有的女性职员，包括她们的老板弗吉尼亚·约翰逊。
20世纪70年代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女职员们站在了这场迅猛发展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前沿。女权主义者信奉着她们改革性爱的新发现。在这样一个男权文化背景中，她们宣告，女人和男人完全一样，都是有性欲的，并且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平等。电视、报纸、杂志，所有媒体都在赞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引领的社会变革，他们将性爱革命带到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桃瑞丝和自己的未婚夫走进院子的时候，每个人都热烈鼓掌、举杯庆祝。她未来的丈夫霍华德至今还记得当时欢快的气氛，以及那些像是单身派对才有的挑逗玩笑，特别是其中一个独特的人造物品。“在自助餐桌上放了一束漂亮的鲜花。”霍华德回忆说，“在花束的中间插了一根基金会研究女性高潮时所用的那种带有摄像头的塑料阳具！”
对于每一个熟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人来说，这个机械人造阴茎一直拥有着图腾一般的特质。这个研究者所称的“人造性交装备”是团队在性爱研究中最为惊人的发明之一。虽然保守派表达过他们的惊骇，担心这样的发明会被用于定义和玷污人类的性行为，导致女权主义者提出更令人惊恐的观点——性满足与男人无关。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两本书中所作的预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精心解释了女人在性方面的细节，不料却让‘异性恋是先天的，通过阴茎性交可以得到充分满足’这样的普遍理解陷入了困惑。”文化史学家简·格哈德在2000年评论说，“就和在他们之前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一样，他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可以不依赖于异性性交的女性性行为。”对于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个机械装置——带有一个绝不会因为不应期而衰减的电动马达——象征着与男性相比，女人在性爱中的至高无上。关于阴蒂的科学发现——揭穿了弗洛伊德学派所虚构的，“成熟的”阴道高潮来自和男人性交，而不是独自使用振动按摩器进行的各种自慰这一说法——意味着女人不再需要男人。“女人常常对自己的高潮经历感到不满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人类性反应》一书中判定说。
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些揭露弗洛伊德金科玉律的解剖发现，女权主义者尤为高兴。“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和《圣经》都是错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数年之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讥讽道。事实上，美国女权主义的新《圣经》，由斯泰纳姆共同主编的《女士》（Ms。）杂志有着一句办公室标语，上面写道： 晚上10点了——你知道自己的阴蒂在哪儿吗？（It’s 10 o’clock at night — do you know where your clitoris is？）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辞很快就在女权运动政治及社会说辞方面找到了用武之地。安妮·科戴（Anne Koedt）在1968年那篇影响巨大的论文《阴道高潮的秘密》中赞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说他们有效地重新定义了当代社会女性性事的意义。“阴蒂高潮作为事实被公认之后将威胁到异性结合的规则。”科戴断言道，“因为这意味着从男人或者女人那儿都可以得到性快感，因此和异性性交不再是必须，而只是一个选择而已。这就打开了关于人类性关系的整个问题，超越了目前男女角色体系的界限。”杰曼·格里尔、凯特·米利特、第格蕾丝·阿特金森以及丽塔·梅·布朗等女权主义者探寻新的性爱模式以及社会秩序的作品重复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发现。他们争辩道，阴蒂是两性中唯一生来就是为追寻快乐的器官。精神病学家玛丽·简·谢菲提议，女人可以拥有多重高潮的能力已经证实，这应该引起人们对男人所设定的文化界限进行反思。异性恋的“狮子”咆哮着他们的不满。在1971年版的《性的俘虏》（The Prisoner of Sex）一书中，诺曼·梅勒对于“在塑料阴茎、实验室里的人造阳具（原文如此）以及振动按摩器之下女人普遍存在的丰富高潮”非常愤怒。与此同时，有些女权主义者表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开拓边界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就如格里尔抱怨的那样：“没有理由让我相信，那些接上电极探头的中产阶级美国女人所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全部。”
在20世纪末，妇女解放运动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国社会，其影响仅次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改革。像弗里丹《女性的奥秘》这样的作品表达了对女人受困于城郊家庭生活的愤怒。诸如国家妇女组织（National anization for Women，NOW）等团体将诉求化为了行动。同工同酬、针对性别歧视及性骚扰的强硬法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攀登职业生涯阶梯的权利——即使联邦《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失败了——都是她们对社会提出的要求。避孕药片重新定义了“婴儿潮”一代的性爱生活，让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性爱，而不用考虑怀孕问题。婚姻也不再是先决条件。科学和性爱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对。对于美国公众来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两性关系中公正且讲求事实依据的仲裁者。他们在实验室里启发着女性对自己的重新思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由于对女性性事的新理解而得到了很高声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是为女人活出自己这个全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科学原理。”芭芭拉·埃伦赖希、伊丽莎白·赫斯、格洛丽亚·雅各布斯10年之后评论道。在评价女权运动的主要影响时，她们说：“1966年出版的《人类性反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