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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本身不一定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集体宗旨中，大多数已经是十分善于照料自己、自求多福的了。然而，对于这些集体宗旨的否定，尽管往往可能是有益的，但都同自由主义思想的近代演化中的另外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偏好发生龃龉。这个偏好就是自由主义思想越来越愿意使个人的利害、偏好，甚至把本来假定要为这些利害与偏好充当碉堡的权利本身，都贬到次要地位，而将一些“社会共识”的价值，亦即各式各样改头换面的平等，或是“分配的公平”，放在凌驾其上的地位。往往个人权利要给善意并有健全常识的人所认为的或是经政治程序发号施令规定下来的“公共利益”、“利益均衡”让路。在前一种情况下，是知识精英们来观察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由主张多数决定的民主派来观察问题，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权利的优先地位，已经不再是一条规则，而成了一个自由裁量的问题了。
权利自由主义原先标榜的主张，实行起来却产生了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这就是指明了同现时如此流行的那句话恰恰相反，权利并不是什么“王牌”。德沃尔金的论点是：权利是“王牌”，但只到一定程度为止：
“个人权利是个人所持有的政治王牌。当某一集体的目的并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否定个人的权利时，个人就拥有权利……”
但是，甚至连一项根本性的道义权利也可以被压倒，“以取得一项明显而巨大的公共利益”。权利“总的来说具有抵挡集体目标的阀值份量”，“对于一项同它比高低的紧急政策……”，权利是要甘拜下风的。
权利所依靠的是分配原则；这些原则是同集体目标互比高低的：
“……对某一个人给予某些利益时少给一点，只要能证明这样做能导致更大的全局利益，就可以算是有道理的。”
“任何人所要求的东西，除非有更有力的理由应该给他，理由比某种集体性的理由更为有力……否则任何人都不享有某一政治权利。”
简而言之，一切都要视哪一个理由占的份量更重而定。但是，申明较重的份量比较轻的理由占的份量更重，一切都要视什么是什么而定，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利弊的权衡并不使权利的重量降到次要地位，那么，显然“权利就是王牌”；但如果降到次要地位，就不是王牌了。然而，这等于说，一张纸牌可以强于另一张但弱于第三张，仅此而已。这不等于说这张牌是一张王牌。
有时候有些权利可以比某一集体宗旨更占上风。权利自由主义当中所可能包含的最能预先肯定、最绝对的（亦即像规则似的）内容，莫过于此了。
同样相当明显的一点是：按照这个精神，权利越是百子千孙地繁殖扩散，那么，权利就越是时常无法比集体目标更占上风，无法通过那个本来是要守护权利使之不受侵犯的政府来起作用。毫不奇怪，权利的通胀，使权利贬值，而那种以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分的权利的承认作为一个政治秩序的基础的做法，证明了是自寻失败。
三、沦为谬误的权利
问题的真相似乎是：对于权利自由主义来说，权利首先并非一座座对我们通过某种方式拥有而且想加以保护的东西加以卫护的碉堡。权利的作用，只是在次要方面对个人的目标与成就加以保护，使之免受某些别的个人或是整个集体的与之对抗的利益的损害。权利就是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一个牌号的松散自由主义中，双重结构——一个最大化的命题，加上一条规则来限制它——被有效地调了包，取而代之的，有点像一个一元化的结构，即某个目标的无限制的最大化，这个目标，无以名之，姑且可以称之为“所有人的权利的总和”。这样一个总和，人们一听，马上就会觉得毫无意思，应该抛弃，不过我认为例不如暂且容忍它一下，因为对它下一番功夫研究，还是值得的。
在当代的政治话语中，我们已经看到，种种申张、声明、宣告，犹如排山倒海，提出一张张越来越长的单子，上面列举人们据说已拥有或应拥有的种种权利。提出一种说法，就是某一道义上的权利早已存在，应在法律上加以承认，但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将某一集体的宗旨翻译成个人权利的言谈而已。这样，机会均等的权利、“起跑点平等”的权利、身份与物质状况平等的权利、有多个惬意的选择可能的权利、自主权利、生活有保障的权利，等等，都是由平等分配这个集体目标来照应的，只不过是前面的那些权利采用了一种更为精巧而且也许更为动人的乔装打扮，来将后面的这个集体目标表达出来。同样，那些将享有种种“自由”的权利一一列举出来的单子，其实可以归到一个总的目标名下，这个目标就是笼统的自由，它是在选择社会体制与安排时要追求的。然而，既然在广阔的题目领域中申述集体目标与申述个人权利成了申述同一事物的两种说法，那么，何以非采取谈论自由这个办法不可，一定是因为这样做有点什么好处。否则，近年来种种要求权利的申诉和声明为何铺天盖地而来，就不好解释了。
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采取这样的提法，同个人主义是相符的，而个人主义尽管已经失却当年风韵，但仍是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天然生存空间。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同某种对理想的无意识的“自然的淘汰”选择有关。“权利”和“目标”，即使二者所传达的实质含义是相同的，“权利”也会将“目标”挤出去而自己硕果独存，因为谈论权利时，凡是因此而获得权利的人，都会感到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而这种谈论，并不正面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反之，目标呢，除非是不痛不痒的，否则通常总使人不但觉得它许诺某种有利之事，而且还意识到要达到这目标要付出代价，要作出努力，有时候（如果是一些明显的再分配式的目标）还包含一个意思，即如果有人因此有所得，另一些人就会因此有所失。把目标说成是权利，可以估计更易于宣扬提倡，比单纯说什么目标，更适于在公众的意识中安营扎寨。
这样，共同的目标就一个又一个地纷纷被改头换面，变成我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成员所应拥有的权利。权利的单子越来越长，越来越齐全，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了：
“我们浏览这张单子，就发觉［它」简直是一种将共同福祉的轮廓勾勒出来的笔法”［而一旦轮廓分明」“就再也没有余地去诉诸‘普遍福祉’以对付这些权利的行使了。”
在这件事上，诉诸相反的一面，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权利并不是什么保护个人利益不受普遍福祉要求所侵犯的碉堡，因为这些权利就是普遍福祉。这些权利，含含糊糊的但又没有任何明确的竞敌在望，本身就是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政治权威所应追求的普遍的、综合的最大化目标。芬尼斯明确有力地提出了这一主张，这个论点很可能是对权利在权利自由主义中所真正起的作用加以解释的唯一首尾一贯的说法。
这样一种说法是否能使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坚实的学说，能提供可预见的指导，而且本身不会自相矛盾呢？
一个人的权利同时也就是另一个人的义务，这一点是经得起一再重复的，而且似乎如何重复提出也不为过。在任何一个“封闭系统”（尽管一个社会对于其它社会是绝不会十分封闭的，但它通常是不会十分寄生于另一社会，它享有什么好处，大都不会不为此而承担其代价）之中，增加权利就意味着增加义务。权利是令人愉快的，义务却不。经过最简易的计算，“将权利最大化”不可能是这个系统的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目标，亦即一个人人都欢迎其实现或至少对其实现不置可否的目标。增加他们的义务，则可能对他们当中某些人造成损害，对于其余的人，最好也只不过是使他们不置可否而已。
因此，到了某一地步时，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家”就大可以作出判断，认为某些权利是谬误，认为将权利最大化是一个从道德角度与实际角度（姑且假定两种考虑是可以彼此分开的）来看根本错误的目的。如果观察家有所偏倚，就很可能作出两种可能的判断中的一个。他们要么是欢迎权利最大化，因为这增加了他们的权利而又增加了他人的义务。要么他们就对权利最大化感到遗憾，认为增加一个人本已有的权利，除非这是出于义务承担人本人的意愿，否则就只能是谬误。
增加权利可以是一个受到一致赞许的目的，但这只能在一个“开放系统”之中，这个系统的成员可以期待将相应的义务转嫁到他们系统之外的他人身上。一个社会的内部这样的开放系统多得很，它们要求权利时，信心十足地抱着希望，要占社会其余人的便宜。福利权、有组织的劳工权利、关税保护权、“公平交易”、“公平价格”、“稳定市场”，等等，其所以有吸引人的魅力，都是因为代价转嫁到了得利者系统之外去了。然而即使这种转嫁很大一部分是虚幻的，那些看起来似乎不要权利持有者付出任何代价的权利，仍然是很诱惑人去获得的。正是因为如此，有一些说法（其中许多是说出了实情但却使人误入歧途）才有这样大的号召力，比如说，我们有某些“同国家对立”的权利（例如“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因为我们作出“判断，决定政府做什么是对的，做什么是错的”。“我们”享有权利，国家承担义务；这宗买卖，是无法舍弃不做的。
“我们”净得好处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