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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方面，德·雅赛并没有自陷于对自身智力提出非分要求的精神状态。它的著作没有包含完全的教条，自由主义的教条。也许恰恰是这一谦逊姿态使得美国的《金融时报》在该书1991年英文第一版问世之际欢快地宣告：“我们不再听不到德·雅赛的原则啦。”德·雅赛在《重申自由主义——选择、契约、协议》里事实上只是抛出了六块经过精雕细琢的“基石”，而自由主义理想大厦可以由此构筑。这里也包括有关只有个人（而不是集体）才能真正选择的方法论观点。财产同样只能是私有的，它也是其中之一。所有这一切以令人信服的形式帮助人们抵御所谓的“权利”，它们在事实上反映的是极其自私的个别利益，这些个别利益以强力凌驾于其它利益之上。德·雅赛把这些东西与一个遵守“比赛规则”的社会幻景放在一起对照。在这一幻景中，阿克顿爵土的担忧可以首次变得多此一举。在这一幻景中，政治权力是受到制约的。它也许首先表现为一种乌托邦。不过它也应当能够发人深省。
（德特马·多林）
前言
哲学同经济学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有待探讨的最深奥、最引人入胜的领域之一。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当经济市场赖以运作的种种信号、选择和结构，被放进人类自由这个更加广阔的大范围来考虑时，他们的工作就得到了丰富。而一些哲学问题，如果放到经济市场的框架和学科里面来探讨，也就可以显得更为清楚。
然而，这个任务，要求有十分高超的本领才行。即使是对最精明、目光最锐利的分析家来说，权利在哲学上的语言，也是一团乱麻、困难重重。权利的来由和定义如何，权利同主权、福利、平等、公平、正义等等考虑有什么关系，总是诱使人陷入主观性和混乱之中。这个困难，很容易转到经济学里面来。尤其是实用宏观经济学，倾向于要在哲学学说中寻找某种形式的根据，引出一些有关分配及有关市场与国家彼此分界线的难题。
这些问题要紧不要紧？这些问题是否无论如何总有可能得到解决与澄清？有没有一些时下的哲学家兼经济学家有足够高超的本领，足以澄清哲学家们的迷惘并且提高经济学家们的眼界？
我觉得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权利往往成为哲学上、政治和经济上许多议论的根源，而在权利这个领域，语言的混乱特别使人担忧。经济事务研究所的一个突出使命，是要按照它本身的章程去研究“道德与政治因素对经济的运作所起的影响”，因此，恰恰就要在这些领域中通过学术性的研究和出版物来教育公众。正如《金融时报》的萨缪尔·布里坦先生和牛津大学的约翰·格雷博士以及其他人的工作所展示的在这个领域进行富有想象的学术研究，是可以取得成果丰硕的进展的。
安东尼·德·雅赛为这项任务提供了他了不起的造诣。他原是牛津大学经济学讲师，现在又是国际知名的哲学家。雅赛的《国家》是有关国家作用的一部力作；他最近在《社会契约，免费乘车》中又发展了他对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作用的研究。
在《重申自由主义——选择、契约、协议》中，安东尼·德·雅赛同往常一样，先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他一开头就抓住自由主义的本质。他鞭辟入里地对思想的混乱和“学理上的变质”加以考察，他认为，这种混乱和变质，使得有必要对自由主义重新作出更为严格的界定。他着手这样做，但同时他又对程序性的和终极性的“形而上的”约定加以细心的区别——这些约定当中，包括了人们感到何者为适宜以及人们对赢得自己权利有何种准备。
让这些选择能保持开放是很重要的：因为，用拉尔夫·达仁道夫爵士教授的一部近作的话来说，有些人可能会以为，如果社会有了准备，对授与权利的做法加以制度化，那就不失为另一可供选择的模式。这种制度化的而非个人的自由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反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态度，尽管实际结果可能同本书作者所预见到的相差无几。
这种态度，使读者想起了以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教授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所作的最重要的创见。公共选择学派自由主义者们也可能着眼于某种体制化的做法——例如由集体给教育提供经费，或是对巨额财富的世代转移加以集体的调剂——而同时又表示遗憾，认为像今天这样的政府行为可能不足以通过这些手段来达成所企盼的目标。
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必然会各人有各人的主观见解和尖锐的观点分歧。格雷博士早期在经济事务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划出了一些标记，争论无疑会继续下去。然而，安东尼·德·雅赛的创见又更进了一步。他力图对自由主义作出更为严格的界定，因而使得往后的辩论更为容易，使得哲学同经济之间的关系更趋于明朗化。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这部著作所代表的是作者个人的观点和分析而非本研究所（本研究所是从不提出集体的观点的）的各位所长、经理或顾问的观点和分析。但本所仍将其作为一份重要而有益的论著奉献给学术界与公众，供其知悉与讨论。
经济事务研究所总所长
格雷厄姆·梅瑟
1991年6月
作者简介
安东尼·德·雅赛曾就学于布达佩斯、珀斯（西澳大利亚）及牛津，于1948年匈牙利转为社会主义制度之时离开其家乡匈牙利。1957年至1962年为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经济学研究员。然后转而自1962年至1979年在巴黎从事金融及投资银行业务。近十年来定居于诺曼底。
他的学术兴趣已从经济学转到了政治哲学，在这方面出了两本书，即《国家》（牛津：贝塞尔·布拉克韦尔，1985年）及《社会契约，免费乘车》（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89年）。本所先前曾发表过他的《市场社会主义面面观》（临时论文第84号，1990年）。
序言
要断定谁不是自由主义者，什么不是自由主义，已经成了十分困难的事了。回顾一下费格森、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回顾一下威廉·冯·洪堡、孔斯当和基佐为代表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原始著作，回顾一下辉格党人、托克维尔和巴斯夏，就可以看到，他们尽管着重点有所不同，但在意识形态上彼此却有相当程度的相容之处。他们都有相当一致的目标，其围绕的中心是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所想要的事物，可以为了相互得益而彼此订立契约。简言之，这种自由主义，首先就是关于“自由”的，除了个人的自由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自由。
但这个学说在其逐步演变中一次又一次地分裂了。到了上个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就不再是指导原则了，唯有当非稍稍哄骗一下不可之时，这个原则才得到一些尊重。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局面，那就是自由主义有意识地开始采纳一些多种的、言人人殊的、滑来滑去的标准，这些标准的来源有二：一是像平等或“公平”这样的普遍福利方面的、再分配式的考虑；一是个人权利。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尤其是在法学思想与经济学方面，自由主义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主旨和自己的鲜明面貌。在自由主义的标签下，互不相容的杂七杂八的目标都混在一起，乱成一团，其混乱的程度，是任何别的主要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包括社会主义在内，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时至今日，“自由主义”的政策既可以是如此这般，也可以是如此这般的反面。古典式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新自由主义者用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语言来谈论自由和“权利”，把政策同时向四面八方曳拉，他们所用的这种语言，正是概念混乱的一个反映。
有人可能反驳说，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理论在健康地演变，它对一大堆不同观点都兼收并蓄，将现代社会多方面的不同利益和偏爱都结合了起来。如果这是实用的、临时权宜的理由压倒了意识形态，是实用主义压倒了原则，这样说亦无不可。
但是，实用主义压倒了原则，这并不是什么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事。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会承认这一点，但他们又声称，归根到底，如果想从无可争议的真理和普遍赞同的目标那里推论出严密完整的一套自由主义的（或是就此而言任何别的）原则，使得依照这些原则而产生的政治理论在根本方面能经得起岁月流逝和风云变幻的消磨，那是不可能办到的。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像是在兴建冲天高塔，边往上兴建，原则就边发生变化，我们的理论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分裂（在这方面自由主义是特别容易被人拉长或压短地摆弄的），结果是自由主义者们各说各的语言。自由主义的鼻祖们听了也许认为这是胡言乱语。但他们这样看是错了。这正是自由主义要维持其自由主张而发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