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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危机不仅通过商品向外蔓延，还通过人进行传播。随着美国陷入经济萧条，移民劳工不再汇钱回自己的母国，如墨西哥、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埃及和菲律宾。在房地产行业景气时期，大批移民劳工不仅在美国，在西班牙和迪拜等地也找到了日常性的工作。当行业不景气之后，移民劳工不再寄钱回家。汇款量下降所造成的影响难以估计，在某些中美洲国家，超过10％的国民收入来自在国外工作的劳动者。这样，即便是那些从未实行过轻率的金融政策的国家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贸易联系和劳动力的联系在很多时候使得经济危机在不同国家蔓延，然而，商品和外汇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原因显而易见：商品和外汇的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当石油、铜或者美元的价格在一个市场上涨时，这些商品和外汇的价格在任何市场也都会上涨；当一个市场的价格下跌，也会引起其他市场的下跌。因此，商品和外汇价格的急剧波动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经济一体化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之前。新奥尔良的棉花价格在1836年达到了顶峰，在1837年的经济恐慌中泡沫破灭。此时，不仅仅是国内遭受影响，全球的棉花出口国都难以幸免。同样地，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后，许多商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超过50％，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遭受了重创。当棉花、橡胶、丝绸等所有商品的价格全线下降时，巴西、哥伦比亚、荷属东印度群岛、阿根廷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陷入了困境。即便在日本，对生丝需求的急剧下降也导致该国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商品价格的下降，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同时货币出现贬值。
尽管和以往的盛衰形式不同，商品价格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同样发挥了作用。在2007年和2008年间，石油、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迅速上涨。2008年夏天，原油价格从一年前的每桶80美元上涨到了每桶145美元的峰值。这种价格上涨与经济基本面完全无关，相反，它是由商品投资或投机活动引起的，那些对冲基金、捐赠基金、经纪商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品基金将其部分资金投资于商品市场。尽管如此高的油价可能对石油出口国有利，但是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等在内的诸多石油进口国均遭受了重创。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已经摇摇欲坠了，油价的高涨很可能又将它们彻底推入经济衰退的深渊。
风水轮流转。石油和其他商品的出口国在2007年和2008年间均未受到金融危机的损害，然而在美国和中国的商品需求大幅下滑之后，这些国家也举步维艰。2008年下半年，对于石油、能源、食品和矿产的需求进一步下跌，由此所造成的影响与大萧条时期的情形十分相似：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商品出口国经济一蹶不振。石油开采商所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2009年第一季度，油价从顶峰时期的每桶145美元下跌到了历史性低点每桶30美元。但是，损失进一步蔓延到原材料领域。例如，在智利，铜需求量的骤降对该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得该国陷入了经济衰退。在所有的经济衰退中，商品市场的繁荣最初会击溃那些进口国，随后，商品市场的崩溃会引起出口国的衰退。
外汇市场的波动破坏性也很大。2007年，在经济危机初期，美国经济增长减速，随之而来的利率下降导致美元贬值。这沉重打击了那些依赖美国出口的国家，包括英国、日本和许多欧元区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它们出口到美国的消费品成本提高，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导致它们的经济陷入衰退。
然而，随着危机的恶化，情况突然颠倒过来。2008年，对金融市场的担忧和恐慌情绪迫使国际投资者寻求避难所，其中一根救命稻草就是美元，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即便美国处于经济危机的正中心，它看起来仍然要比其他新兴经济国家来得安全。由于投资者争相持有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同时大量抛售许多新兴经济市场的股票和债券，这些新兴经济国家的货币和“更为安全的”发达国家的货币之间的汇差进一步加大了。
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欧洲新兴经济国家的家庭和企业从发达国家获取抵押贷款和企业贷款，这是因为欧元、瑞士法郎甚至日元的利率要低于本国。俄罗斯、韩国和墨西哥等国的企业也采取同样的融资方式。但当经济危机来袭时，投资者抛出新兴市场货币，转而持有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较为安全的币种，债务清偿成本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这给新兴市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所有这一切的发展遵循了以往历次经济危机的传播路径。如同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贸易网络一样，商品和外汇同样是经济危机的传播媒介，它们使得一国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这就是说，传染模型（contagion model）所能解释的问题是有限的。模型里一个隐含的想法是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美国）将世界各国都拖入了深渊。这种想法让人觉得安慰，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其他许多国家自身产生了经济泡沫，与美国无关，它们所实施的政策与美国相比并不见得更加高明，是它们自身在金融危机面前的脆弱性使得其对次级贷款危机缺乏免疫力。
共同的过剩
1837年，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马丁·范布伦试图解释“为什么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不久前还是一片繁荣盛世景象，突然间便陷入了窘迫和衰退的境地”。他指的是1837年可怕的经济恐慌，那时恐慌已经逐步蔓延开来。当时许多评论员指责是美国和英国引发了这场灾难，而范布伦则认为实际情况更为错综复杂。他写道：
我们发现，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同样的纸币或其他信用工具的泛滥，同样的投机热潮，同样的成就，同样的困难和挫折，并且同样陷入了近乎疯狂的灾难。
范布伦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19世纪30年代，当美国陷入高风险的银行和房地产投机狂潮时，英国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金融泡沫之中，纺织业和铁路出现了“轻率的借贷和疯狂的投机”。当美国经济开始摇摇欲坠时，英国经济也未能幸免。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国与美国经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和美国一样，英国经济在多年的繁荣积累中也形成了较大的脆弱性。这场危机并不是从一个问题国家蔓延到一个健康国家，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冲击了两个国家。
其他的经济危机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当一国的经济由盛转衰，其他出现同样经济过剩的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例如，在1720年，劳约翰成立了投机性公司“密西西比公司”，几乎在同一时间英国南海公司泡沫破灭了。一个半世纪以后，继德国、中欧和美国同时进入经济高涨阶段之后，很快就爆发了1873年的经济危机。很多国家陷入了无情的经济衰退，首先是奥匈帝国，其次是美国，后来便是欧洲其他大部分国家。一百多年后，在亚洲的新兴经济国家，由海外投资引发的投机繁荣局面接连恶化，重创了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经济。和简单的危机传播一样，各个国家再次呈现出相同的缺陷。
许多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陷入困境的国家有着和美国类似的缺陷，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料。首先，美国几乎不会是唯一一个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国家。近期，阿联酋、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西班牙、冰岛、越南、爱沙尼亚、立陶宛、泰国、中国、拉脱维亚、南非和新加坡等国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2005年，《经济学家》杂志统计，2000年…2005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住宅房地产总值翻了一番。增值部分令人震惊地高达40万亿美元，相当于上述国家GDP的总和。《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这看起来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
上述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之大令人难以置信。《经济学家》杂志指出，1997年…2005年，美国的住房价格上涨了73％，澳大利亚上涨了114％，西班牙上涨了145％。迪拜出现了更加惊人的房地产泡沫，根据物业顾问公司高力国际（Colliers International）的分析，仅仅在2003年…2007年间，迪拜的房地产价格就上涨了226％。亚洲和东欧的房地产升值数据可信度较低，但是证据显示这些地区的泡沫也很严重。美国的确有问题，但即使它的不良贷款问题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严重，也很难说它就是罪魁祸首。
无论房价上涨多少，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原因始终是类似的。大多数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融资成本创出历史新低。同时储蓄资金的过度充裕增强了这一趋势。截止2006年，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抵押贷款利率下降到了历史上首个个位数。和美国一样，大多数国家都没有采取措施来调控抵押贷款和金融市场。结果是相同的：住房价格上涨，这些国家的家庭更加富裕，他们增加消费，降低储蓄。紧随而来的房地产投资热潮提高了这些国家的GDP。
但是，正如美国一样，这掩盖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低储蓄、高投资率意味着经常账户（即一国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的差额）开始出现赤字。和那些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不同，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需要其他国家的储蓄资金来为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和其他出现房地产泡沫的国家正属于后者：它们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