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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也没有实施其他一些备受争议的极端政策工具。它更为广泛地采取了定量宽松政策，操控外汇市场以实现美元贬值。美联储甚至还采用了另外一个政策，它是由弗里德曼半开玩笑地提出来的：让政府印刷纸币，然后从直升机上洒落下去。弗里德曼从未预计到政策制定者们真的会像天女散花一样分发货币，但是他们推行的政策作用相同。例如，单纯依靠印发纸币来降低税赋。2002年，伯南克接受了这一观点，但是在危机期间并没有付诸实践。
然而，伯南克和其他中央银行家的确采用了一些非常少见的政策工具，试图阻止危机蔓延。不幸的是，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激进补救计划必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最初，美联储向金融市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它几乎会不择任何手段地来防止金融危机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这种信号非常鼓舞人心，但是它导致了大规模的道德风险。当下一次金融危机来临之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将相信美联储会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这也情有可原，事实上，既然已经有先例可循，美联储曾经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采用了一系列特殊的流动性工具，同时提供了最后贷款援助，那么当经济再次显露危机端倪时，企业有理由相信美联储会故伎重施。
这是个问题。正如20世纪80年代初东方航空（Eastern Airlines）总裁富兰克·波尔曼（Frank Borman）所言，“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是没有地狱的基督教”。不幸的是，美联储的干预政策保护了那些因缺乏流动资金而无力清偿债务的企业，使得大多数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破产倒闭。那些缺乏流动性或者监管者无法容忍的金融企业依然在继续运转。和那些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标志的臭名昭著的银行一样，这些企业必须破产，而且越快越好。
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放松和废止美联储在危机中期推行的各项特殊的政策工具。早在2009年1月，伯南克就充满信心地提到了美联储的“退出战略”，很明显；他相信，随着信用环境的改善，金融体系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性将逐步减弱。或许如此吧，但是，在伯南克和其他中央银行家们监管下实行的经济救援计划的规模是空前的。如此多的环节在运转，人们很难了解，在消除部分金融体系对于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性时，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是否也会受到影响。伯南克给焦虑的议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计划确实会有，但是我们身处大航海时代，经济干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伯南克开创的货币政策工具还有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严格地说，其中很多政策已经不再单纯是货币供应量管理工具。相反，美联储已经介入了金融体系并给予了援助，由此可能引发的损失最终将由纳税人承担。换言之，美联储采用了一些货币政策工具，悄无声息地渗入财政政策的传统领域，即政府的征税和消费权力。这些属于立法部门的特权，但是在危机期间，伯南克的政策超越了界限，将美联储发放贷款的权力转变成了在金融体系进行消费的一种途径。在金融体系陷入困境时，美联储及时给予援助，它购买了一些潜在的高风险资产支持证券。即使是购买长期国债，最终也有可能出现亏损：当时机要求出售这些债券时，美联储不得不亏损抛售。
然而，侵入财政政策管辖领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用纳税人的收入来挽救金融体系的建议一直以来遭遇了大量的政治性抵触：一开始试图为“问题资产救援计划”提供充裕的资金，结果以失败告终，2009年春天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样也遭到了强烈反对。从危机初期开始，就有人反对运用财政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
这一点很不幸，政府的征税和消费权力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最为有力的武器之一，尽管它并非总是立竿见影。即便如此，这种权力的运用会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最近的经济危机期间，议员们滥用了这种权力，不仅将税收用于传统的财政支出，而且运用这些资金进行了经济援助和担保，从银行到汽车生产商再到房产所有者，一应俱全，而正是这些经济主体遭遇的麻烦首先触发了经济危机。
第7章 财政刺激政策的拯救之路
完美无缺的财政刺激政策只能是一种幻想，糟糕的是，某些财政政策虽能刺激当前的需求增长，但却以未来的需求减少为代价。减税和公共工程建设只是一个起点，政府还有很多复杂而花销不菲的方法来抵御无法逃避的危机。
1930年，赫伯特·胡佛总统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已达一年之久。但是，他还特别强调，“经济萧条不能靠法律或行政手段解决，经济创伤应该由经济机体的细胞即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来愈合”。他鼓励道，“大家要坚定信心、鼓足勇气、自食其力”。
通过此番言论可以看出，胡佛总统仍然是放任自由和不干预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实际上，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他在此次演讲中指出，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共工程项目支出计划往往都面临失败。他骄傲地说，这一次为了抵御经济衰退，国家、州和地方政府已经特别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事实上，他声称：
为扭转颓势，联邦政府针对水运、港口、防洪、公共建筑、高速公路以及机场建设等实行的改善项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这位“不干预”总统的主持下，联邦政府在这些项目上的支出最终翻了一番。
虽然胡佛支持这些支出计划，但他也觉得应该有个限度。他声称“我不能太过强调政府支出的绝对重要性，而批准其他所有的增支计划。”只有“厉行节约”才能保证联邦预算的平衡，这种说法的意思很明确，即在他当政期间不会采取赤字财政政策。
遗憾的是，胡佛总统赶上了危机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点。他的言论说明，他陷入两种完全不同的危机应对范式而难以自拔。一种范式注重过去的观点，认为耐心和预算平衡是最好的药方。而另一种范式，却主张赤字开支和大量公共建设项目，后来这种主张成为主流。胡佛本可以预见未来，但他却为过去所束缚。他试图协调多个相互矛盾的目标：鼓励自食其力、在危机时提供政府救助以及保持严格的财政政策。但这是不现实的。
胡佛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六年之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清晰地阐述了即将成为新主流的学术观点：在以后的危机中，政府将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增加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并唤醒资本主义实现最终复兴所需要的“动物精神”。换言之，政府将依靠赤字财政政策，积极扩大支出，并在较小的程度上降低税负。相反，让经济自我调整的传统办法，被认为是让病人受罪。在随后的几十年，财政政策成为了抵御经济下滑的武器，无论这种下滑是否是由危机引发的。
如果说胡佛生活在财政政策发展历程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则可能活在另一个这样的转折时期。凯恩斯主义的“工具箱”已经从最初几个可信赖的“工具”，发展成为今天一系列让人迷惑的“成套设备”，并成为了完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的一种途径。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政府支出不仅包括公共项目投资，还包括为银行贷款、债务和储蓄提供担保等项目。政府有时甚至还会动用税收收入购买产业巨头和大型银行的股权。就像货币政策已经复杂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样，财政政策也已成为了一个代价高昂的戏法。
胡佛时代所面临的困境，也让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感到进退维谷。他们可能想削减税收和扩大支出，以鼓励就业及增加需求和产出，但多数政府已经有巨额的预算赤字，公债数额也不断增长到难以持续；他们也希望“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胡佛所说的自我治疗，但是却在用比以前更多的支出去救助他们；他们想防范道德风险，却又不断地给家庭、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新的激励。
简单来说，21世纪的财政政策内核，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尽管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不像胡佛时代那么可怕，但是传统的财政政策和新的现实已难以兼容。
传统的财政政策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第一个主张政府运用税收和支出权力解决经济困境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他的分析简单而直接：在经济低迷时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远小于供给，导致失业和产出下降。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的著作中曾写到，“这种循环如果不被遏制，可能会自我循环往复。如果危机足够严重，经济中的‘动物精神’将消失，恐惧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大幅削减支出，从而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收入进一步减少。虽然存在许多走投无路的失业工人以及闲置的工厂，但是需求、就业、产出和物价都处于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中，经济将陷入通货紧缩陷阱，并带来长期的停滞。”
凯恩斯认为经济不会自己走出低谷。政府只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弥补由供给过剩和产能闲置所产生的需求相对不足，经济才可能稳定，并回归繁荣。凯恩斯坚持说，这需要实行赤字支出政策，但最好还是运用政府投资来阻止危机恶化，而平衡预算的工作可以等危机过去以后再进行。事实上，凯恩斯认为过早追求财政平衡目标可能会扼杀复苏的势头。
虽然凯恩斯的思想在1936年他所出版的著作中才表述出来，但事实上，政府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实行他所主张的政策了。从胡佛时代的实践，到罗斯福新政时呈现的高潮，大大小小公共项目的启动，使人们重新获得了工作机会，促进了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甚至在今天，这些建设项目的数量都是令人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