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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道理与倡导“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的人没啥关系，他们的职责从来不是考虑艺术如何，而是考虑社会风气、道德指数以及其他——其他属于那种不能言说的东西，你懂的。
为什么会如此？这个要从两个方面看，也就是说把“群众喜闻乐见”分成“群众”与“喜闻乐见”两个部分来看。
什么是群众？一般来说，群众就是指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堕落，但总是喜欢点儿俗事儿的老百姓。这么说吧，就是看《阿甘正传》会感动，但私下里也会看看三级片的人士。这原本应该是群众的定义，但在掌握群众定义的人眼里，这不算是群众。至于他们怎么定义群众是我们不知道的，就知道有时候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时候说被一小撮人蒙蔽的人民群众。实际上我怀疑群众就是个幌子，是拿来作为一个形容词的。
“喜闻乐见”这件事也是要看判断的，谁的喜闻乐见？在原来很难说到底是什么，但现在有了很是先进的收视率调查之后，群众喜闻乐见早就是一个一个数字了，想知道群众到底喜欢什么并不难，难在装作不知道什么是喜闻乐见，然后睁着眼说瞎话地指导着群众应该喜欢什么。
所有事情的重点就在于这个“应该”二字。咱这里的艺术还是其他什么都是领导们“应该”的结果。这么说吧，群众喜闻乐见其实不过是领导们的喜闻乐见，或者说甚至都不是领导们的喜闻乐见，因为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咱也都知道，不会比群众高尚到哪里去，“文革”的时候那些内参小电影就是证明。这是领导们觉得群众应该喜闻乐见的成果。
说起来咱这里总是抱怨得不了什么奥斯卡奖，想必都是被这种喜闻乐见剥夺了自由发挥能力、自由发表能力的结果。
以遮羞布爱国的荒唐闹剧
报载，在《功夫熊猫》上演时抵制行为艺术的赵半狄又出名了，这次是他把一贯摆弄的卡通熊猫弄成了时装，到巴黎做了个时装展示。其中，有“二奶”、“贪官”等形象。当然，一如既往地遭到了大量的批判，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卖国辱华”。大致的意思是说，这些形象在国内展示是没有问题的，拿到国外去就违背了“家丑不可外扬”的道德准则，并且把熊猫这么可爱的国宝打扮成如此，未免有损我国人的形象。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把自己不好的地方展示出去就等于是卖国，要是把这些东西封锁在国内而别人不知道就算是爱国。这个论断能推导出一个很尴尬的结果，那就是闭关锁国的老佛爷慈禧是最大的爱国者。
而说起熊猫的国宝形象貌似遭到侮辱就大发雷霆，实在更是令人莫名惊诧了。记得中国的形象是龙嘛，啥时候改成熊猫了？再说龙这东西算是传说中的动物，怎么往它身上附丽美好的东西都不算过分，反正没人见过。把一个国家的形象寄托在一种真实动物身上并且感同身受，其荒诞几乎等同于上次章子怡小姐在海滩上行为不雅而遭到丢国人脸的批判。更有甚者，熊猫毕竟是动物，有时候做出的事比章小姐恐怕更不靠谱。我们的面子不是维系在女演员身上，就是维系在一种以竹子为主食、间或食肉的动物身上，想到这里，难免令人无语凝噎。
记得在电影《红高粱》刚刚上映的时候，其实也出现过这样一次争论。很多爱国神经绷得比阶级斗争都厉害的人跳出来说，这是一部卖国辱华的电影。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言论如下：“这是一部把中国不甚光彩与落后的面貌当作卖点的电影，是迎合了外国人那种好奇心与猎奇欲的东西。其导演完全是因为展示了这些才得奖的。”挺抱歉的是，现在中国电影提起来还真没几部能上得台面的东西，全仗着当年那几部卖国电影在撑门面呢。现在谁要再说这个，估计就会让人说成是神经病。
可惜的是，这种神经病从来就没有真正痊愈过。当年是什么样，现在换个主语一样的话就能再用一次。有时候你就很难理解，怎么这些人就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没有尽头呢？
从最简单的道理上看，一次一次感到别人在侮辱自己，除了很少的情况下确有其事之外，更多的恐怕是一种神经过敏。只有那种内心里极度不自信的人，才会认为全世界都是在说他。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碰到不少这样的人，在一个集体里生活，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任何漠不相关的东西在他看来，都可能是一种恶意。而这种人往往是这个群体中最弱的。久而久之，有一种精神病的名字倒是比较适合：受迫害妄想狂。同时，他会怕任何人指出或者知道他的弱点，一旦被指出，这人就会怒发如狂，这时候他就会像个迫害狂了。
在一个国家中，这种病症一旦发作，尤其是面对自己同胞时发作的话，卖国辱华的帽子肯定是最先飞过来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不论在什么状态下指出本社会所存在的弊端与病症的，恰恰是医生、是真正的爱国者。而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指出这些的人就是卖国，就是侮辱了这个群体。溃烂之处灿若桃花嘛。
遮羞布不是爱国，夸奖伤口的红肿不是爱国，这应该是一个社会最起码的、最基本的道德诚实。以遮羞布爱国者，缺乏这种任何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素质。也难怪有人刻薄地称这些人为爱国贼了。用遮羞布爱国的话，恐怕这块布永远是扯不去的，而国是否能真强，也实在是一件说不好的事情。
努力培养奴才的礼仪
向过往的贵人致敬这件事古已有之，据说前朝某大诗人就曾经在某贵人的车马滚滚而过之后，亲吻了那有幸承载贵人车马的土地——按照这个做法，热爱土地就有了别的解释，而且礼仪这件事也就有了别的解释，至于到底是什么解释，我个人的理解是他挺不要脸的，别人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
至于说最近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我的理解跟上面那事儿基本相同。报载贵州黄平县目前在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奇景，不少中小学生在公路沿线行走时遇见车辆，都要停下脚步敬少先队队礼。之所以出现这么奇怪的景致，是因为该县的领导说“这是全县推广的礼仪方式，有助于减少安全隐患，也让家长和老师放心，对此过往司机表示感动，孩子们则称已经习惯了”。
我说了，这事儿我个人理解为挺不要脸的，不是说这些被强迫“习惯”的孩子不要脸，他们是无辜的，而说的是主导这件事的当地教育部门。我能理解的车辆与行人的礼仪之一，是车辆应该礼让行人，尤其是孩子。让孩子给车辆行礼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礼仪，据说这种行为能让司机有些感动，从而降低安全事故——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反正要是我看见这种景象非吓一跳不可，减少事故看来可能性不大。所以，查诸先贤，也只有那个崇敬地亲吻贵人车马痕的人物可资引用。除此之外，我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表示对此事的厌恶之情。
而且那张新闻照片也不能不让我产生生理上的不适：三个衣着破烂的孩子从低到高站在路边，向一辆黑色轿车行礼。老实说，我从来不算个有多少教养的人，礼仪这件事我从来是能躲就躲。要是有这样的事情在我车前发生，我倒是未必会感动，而是会请他们把手放下来，告诉他们说，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愿意的话请向我笑一下就好了，我当不起你们向我敬礼——我也想不起任何一个陌生人当得起孩子们的这种礼仪。
好奇心起，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县的基本资料，发现这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平均海拔高、少数民族众多。这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到底是在培养孩子一般的礼仪呢，还是从小就传授对于财富的毕恭毕敬？
要求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向过往的车辆致敬，本身传达的意义可以不论，可能最直接造成的印象，就是向财富与强势致敬。对财富与强势致敬虽然经常能看到，只是这种行为不能这么赤裸裸地加诸在天真未泯的孩子头上。我们的社会已经给了富人很多的特权与方便，但这些东西毕竟还是需要富人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如果这种不用付出代价就能得到的礼仪成了标准格式，首先毁坏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平等。要知道，固然在财富程度上有差异，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共识，就是“人人平等”。这个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
这种所谓的“新礼仪”要是被推广，真不知道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在我看来，除了培养出一帮合格的、对于财富与强势保持尊敬的奴才外，实在是没啥其他的意义。这哪里是礼仪？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跪拜罢了。
大家都会做算术
有时候解决生物学的问题，也不妨用经济学的视角去看。别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才懂得数数，其他生物可能没发明什么二进制、十进制，但在进化的过程当中，都学会了用经济学的方式调理自己的生活，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更好地生存与繁衍下去。其实这也不奇怪，生存就是一场博弈，而博弈论正好也在经济学上有所应用，而且是很大的应用。
那咱们就从细菌或者微生物它老人家说起。《围城》当中方鸿渐先生从那时候的“西太平大学”——克莱登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讲座，那时候出洋留学的海归算是个新鲜物种，是要大家都过来看西洋景的。虽然方鸿渐学问确实没学到，书多少还是读了些，原本这事儿还真能应付过去，结果演讲稿丢失，只好就他记忆所及谈了谈鸦片与梅毒对于中国的影响。鸦片这事儿咱不说，梅毒这件事倒是可以说说。
梅毒是一种绝大多数情况下靠性行为传播的疾病，方鸿渐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