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开始显露出来。因为在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聚集了大量财富的富豪级人物，他们是后天的保守主义者，因为在初步建立的新规则下，他们不但已经适应、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既得利益。
既然有了这种氛围，复古的倾向就会很明显。流行时尚的复古风是如此，需要巨大资本才能玩儿得起的地产市场就更是如此。由于我们这里自从三十多年前开始改革开放，这个过程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不知道有谁还记得北京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那些“绿帽子”的建筑？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个风潮是如何形成的。
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社会经济结构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相当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大家有些闲钱以后，希望能附庸一下风雅。而审美能力的提高与经济能力的提高未必是同步的，国外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建筑大行其道的时期，国人还没有能力欣赏。出于一种老子也曾经阔过的心理，从古代建筑中寻找一些外在的东西，直接就放在现代建筑头上了。这不能全怪当时的主政者，基本是当时的眼光之所限。如同某暴发户看别人摇折扇很风雅，自己也摇了一把。但人家的扇面是兰花，这兄弟上面是“黄金万两”的墨宝。
这个阶段结束于九十年代中期左右。“南方讲话”以后，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动力。原始积累而成的富豪增加了阅历，新兴的富豪很多受到过高等教育。这个时期的建筑是一种对国外新流行建筑理念的模仿。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当时那些大城市，建筑虽然比较像盗版纽约，但有很多还是得其神髓的。尤其在别墅的建筑上，几个颇有名气的别墅项目，基本都是欧洲的式样。这个阶段是一种融合之前的学习。
前两年开始，新古典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原因无他，就是上面说的，资本有把自己变成“老钱”的冲动，而且经过了这些年的资本积累与掌握，认为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钱找到一种合法性。这种想法可能未必是有意识的，但还是在行动中显露了出来。所以，最近在中国各个房地产市场上，基本都有开发商推出了以中式园林为号召的楼盘。其底层的市场基础，就是这种寻找源于政治生活的经济合法性的心理。
这种寻求经济合法性的心理，从侧面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凡是着急寻求这种东西的，对于自己的财富来源心中未必无鬼；其二，目前的社会格局让财富拥有者有担心的地方，担心整个社会规则的变动。关于这两点就不细说了，说起来就会触及到一些更深层的问题，而讨论那些问题，并非这小文能够承载。
但这种现象也说明，一个社会的某些成员从审美需求上产生了这种市场要求，其社会进步的幅度已经很大了。这表现出一个社会阶层正在形成。这个阶层已经不再附庸风雅了，而是打算让自己成为风雅的一部分，并且把财富的传承在国内传下去。我个人的判断是，这股复古的风潮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新一代富豪开始成长为止。那个时候，中国就真的有一群“老钱”了。
消费类情感节目
2011年9月，石家庄的一个电视频道被广电总局给停播了，期限是30天。遭此严肃处理，是因为这个电视频道擅自更名不说，还制作播出了一期叫做《我给儿子当孙子》的电视节目，说的是不孝子的事儿。其实说这种事儿的节目不少，但这次有点儿不同的地方在于，该节目是雇佣演员扮演的，并非是真实事件。
按照广电总局的说法，“在总局三令五申，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始终坚持正确导向，严禁播出内容虚假、低俗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情况下，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台‘第三频道’仍于近期播放了雇人扮演的一期情感故事类节目《我给儿子当孙子》，社会影响极坏，雇佣群众演员表演，用夸张的手法表演儿子对老人不敬、不孝，肆意渲染家庭矛盾，刻意放大扭曲的伦理道德观。据查，在已播出的《情感密码》栏目中，还有其他多期类似节目。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台为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对节目审查把关不严，误导了广大受众，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也极大地损害了广播电视媒体的社会形象。”
当然，这事儿做得是不太地道。如果您就事论事地解剖社会事件，哪怕是解剖得过度一些想必也是没啥，雇人扮演真实事件的模拟重现也没啥，弄个虚拟事件、找演员扮演的话，这就不是纪实栏目，而是电视剧了。两者混淆起来，确实有误导公众的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受此惩罚也不算什么过分。
但广电总局的这个通报所说的某些话还是颇为让人不安。一个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在处理意见当中提到的“刻意放大扭曲的伦理道德观”之类的道德论断，实际上给自己赋予了一个道德警察的角色，使自己成为可以判断社会道德标准的法官。我们知道，在社会进化当中，适当的引导总是需要的，但更多的时候，社会的道德观念是一个不断磨合、前进的过程，当年我们看着就不爽的某些行为，现在看上去根本就不算什么。而政府机构的管理在这方面总是滞后的，也就是总与社会的道德进化、改变有所脱节。在这种状态下，尽量引导、不做过多干涉似乎效果更好，尤其不能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审判者的位置上。
这次广电总局的道德判断是对的，不能用虚假的演绎来说明道德问题，也不能误导观众。话说到这里其实完全就够了，不用说出什么才是正确的道德观，这个并非是政府机关的责任。这次管对了，下次就可能管不对，最终受到伤害的是社会道德的自我演化与磨合。
最有意思的倒不是这些道理，而是我们社会目前对于情感问题的那种消费品态度。打开电视，很多节目都是以这种事情为卖点，名曰讨论，实则消费，无论是电视征婚还是情感打假，节目要不是够刺激，恐怕看的人就会少很多。
在这种消费情感的状态下，自然也就少不了这种为了吸引眼球的策划。这就出现了一个相当怪异的现象：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些道德与感情，但在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的实际与市侩。台面上讨论得口沫四溅、道德高潮迭起，现实当中则冷漠与旁观者越来越多。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我们这个社会缺什么补什么的虚火上冲。也正是这样，冷漠的社会环境更加需要强烈的刺激来唤起哪怕是虚拟的道德高潮，有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消费情感的需求，做出这样的节目来。很不幸，这样消费情感的节目，只是把情感与道德摆上货架而已。
有话就要说出来
我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除了广播以外，还做过其他所有类型的媒体，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实在是很难说。从最基本的扫街记者到首席记者，然后转身离开去从事媒体运作，最后在2003年开始写评论，至今评论专栏前后超过数十个，这到底算是资历还是始终不渝地不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也是很难说。
初进新闻界信奉的是“说出事实、他人判断”的新闻理念，当时在我看来，新闻就是最大可能把事情真相呈现出来，然后让读者去判断是非。但新闻稿子写多了，难免会有自己的想法，笔下轻重缓急当然也有了去处。
在后来倒是不刻意回避具有感情色彩的笔法了。记者也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想法与感觉，你不能说你是个事件的照相机，忠实地快门一闪，记录完了了事。后来开始写评论也是肇因于此。
我写评论最开始是在网络上，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有些话实在是不吐不快。网络是个好东西，没有那么多约束，也没有自己心里为自己设的限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南方都市报》开始，评论时事蔚为风潮，也正在那时候在这张报纸上开设了我第一个时评专栏。
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但真正写评论的时候还是有些局促。无他，平日里都是在用网络的表达方式写作，平媒上该如何写评论还是不知道。写了两篇之后把心一横，心想：反正你们是因为我在网络上写字才找到我头上，那我就用网络的方式写，用不用在你，而怎么写则在我，不能因为发表而写字。
这些年写下来，原来的想法一直没有变，只是有所延伸。在我看来，评论时事是每个人天然的权利，这是社会所必须的东西。而很多人在运用这个权利的同时，始终在心中有一种自我审查的情节，不是害怕多言惹祸，就是害怕不能发表。两者都是利益，是伤害不得的。
但评论权是这样一种权利：如果你自己设限的话，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只有在能够达到的范围内走到最远，才能对得起这种权利与你能写出文通句顺文字的能力。就如同不在乎把网络的表达形式拿到平媒上一样，心里始终要存在一个“爱谁谁”的念头，始终告诉自己“我有话要说”。只有如此，评论才是一种真实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你的键盘开始嘎嘎作响的时候，就无人可以剥夺。
一盒烟的11年
网络成名几乎一年的“天价烟”连续剧主人公、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周久耕前局长，因为受贿的罪名被南京市中院一审判了11年有期徒刑。回想起这个连续剧上映至今，终于有个最终的结局，算是件好事，虽然周久耕在被法官问到是否上诉时说要“回去考虑一下”，但通过在我们这里生活的常识可以得知，即使判决的刑期有所变化，这个受贿的罪名也是逃不过的。一切都起因于一盒香烟。
回首这场戏，不免让人有些感慨。曾几何时，该局长尚风光无限地叼着香烟宣布要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此情此景、此狂此蠢还在眼前之时，也就是他种下今日苦果之日。不过，不能说此事没有遗憾。
遗憾之一，周久耕抽烟已经是一种常态，他开的是什么车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当此人抽此烟、开此车出入各个政府机构时，似乎并未引发任何关注。这只能是两个原因，不是相关机构人员从来不懂得烟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