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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承认，他想象中的那种普通话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他坚持这种普通话绝对不能被禁锢在文字形式之中。汉字复杂难学，而且也不足以将拥有丰富多采、生动的通行口头语记录下来。另一些评论家指出，书面的白话是北京方言的表达手段，如同先前的国语罗马字一样。鲁迅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新的语音体系应当更为简单，而且不要四声的标记。这种新的拉丁化汉语的体系，大概曾由两位俄国汉学家兼语言学家对苏联远东滨海省的中国居民试验过。这种体系将是普通话的字母文本，它将完全取代许多世纪以来的书面表意文字。①瞿秋白和鲁迅两人在承认地区性差异的同时，都相信掌握这种语音系统仍将比掌握书写的汉字容易得多。
这种天真的乌托邦式的语言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显然是无法实行的，而且也从未有效地实行过。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阅读汉字的语音手段，不能替代汉字。但是事实证明，这场语言论争的其他部分却对毛泽东极其有用。瞿秋白对五四文学的过激批评，为毛的延安讲话打下了基础。瞿与毛两人都同意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必须接近大众的用语。文学的“通俗化”就这样成为1942年毛政策的一个标志；而由瞿开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学革命”，在延安经再次发动，效果大有可观。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
瞿秋白和冯雪峰在1933年晚些时候离开上海前往瑞金，左联失去了最有影响的两位领导，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从1934到1936年，左联与中共中央机关联系不多，由于敌人拘捕和迫害，党的地下总部遭到破坏。内部的分歧在新的左联组织领导层，尤其在周扬与鲁迅之间，鲁迅的追随者与其他老资格作家之间加深了。①1934年，胡风从日本来到上海，并于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就文学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释问题，两次对周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但是导致内部争吵公开化的最大事件，是左联在1936年春为响应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言而突然解散。这一重大举措竟没有与鲁迅商量。
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至今尚不清楚解散左联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但是可以推测，这个决定是周扬一派人实施的。他们希望组成一个更为广泛的联合体，用“中国文艺家协会”来取代左联。这个团体是在1936年6月7日正式成立的，当时左联解散至少已有两三个月了。当爱国组织自发而迅速涌现时，这一明显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间的混乱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鲁迅、巴金、胡风、黄源等人被邀请加入新协会，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就是置之不理。不久以后，在7月1日，鲁迅等人签署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但并未建立正式组织。左翼两派之间的对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1935年底，已开始出现议论反映新的政治形势的口号的文章。“国防文学”与“民族自卫文学”和“民族革命文学运动”等词语，同时被提到。“国防文学”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文学口号和协会的指导原则，其决定可能是由周扬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中共领导的默许）。②它的确切性可由以下两点证明：一是它源出于苏联，二是毛泽东号召建立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这个含义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种左翼作家的批评。
周扬认识到有必要明确定义和平息“托派分子”的反对，于1936年6月在成立协会的筹备工作结束后，代表“国防文学”作了他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他申斥极左派论敌思想狭隘的抽象主义，以及对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治形势视而不见。虽然他仍将城市革命文学看作1927年以来的主力，但是他又论证说“中间立场”的作家们确实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应当把他们吸引过来共同奋斗。这基本上是对中共新姿态的忠实附和，与他早先反对“第三种人”作家的立场大相径庭。但是在急于将其口号标榜为“文学”的时候，周扬大概超出了中共的主要政治目标，“结成一个团结的知识界舆论的强大实体，迫使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合作，从而抗击日本人”。①他进而规定了“国防文学”的主题和方法：他断言，国防应当成为除汉奸以外的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题，而且由于“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在随后的一篇文章里，他甚至说（他1958年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表白的先声），国防文学“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的前面的远景……国防文学就同时应当以浪漫主义为它的创作方法的一面”。②周扬的“专横的”倾向，立即遭到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坛耆宿的反对。郭沫若觉察到这个口号的政治联系，从日本撰文努力为其辩护，同时降低周的文学主张的调门。他声称，“国防文学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志”。茅盾同意这种理解，但是进一步警告说，将这个口号应用于创作，就有面临“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直接驳斥周扬的指令。与周扬想控制文学并“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的欲望相悖，茅盾坚持作家在其政治信仰范围内有创作自由的特权。③鲁迅对周扬的厌恶，甚至比茅盾对周扬的厌恶更为强烈。如已故的夏济安生动地概述鲁迅晚年时所说，左联的解散“引发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场可怕的危机。不但要他重新阐明自己的立场，就连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他精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①左联的解散，突然结束了反对右翼和中间势力的七年艰苦斗争，鲁迅现在被迫要与从前的论敌结盟。更有甚者，“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以其妥协性和专横性沉重地向他袭来，既表示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个人形象受辱。他强压怒火不肯屈服，设法提出一个新口号与之抗衡，“它表示的将不是左翼文学的终结，而是它的延续，并且它将把共产党的新政策纳入无产阶级的传统之中”。②他与茅盾等人商讨之后，最后确定下来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1936年5月，胡风（显然在鲁迅的授意下）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新口号。“两个口号”的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对于胡风和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清楚地说明了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抗日的民族斗争联系起来的“共同利益”；两者的公分母是反帝。这个口号还可用来指明大众是抗日战争的主力。然而，对于周扬和徐懋庸，胡风的文章露骨地置“国防文学”于不顾，赞同一个冗长的、难记的用语，其主旨在于缩小和贬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按照周扬的观点，革命作家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的那些作家，而且把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去”。③双方的表述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就文学政策而言，专横的周扬主张较多的自由，而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反而赞成较为严格。但就文学实践而言，情况恰恰相反。鲁迅和茅盾坚持革命作家应有创作自由，而周扬则把它看作“一个危险的假象”。因此，隐藏在他们互相抵触的口号后面的，是文学的政治委员与有创造力的作家之间观点上的基本分歧。对周扬这个出类拔萃的文学政治委员来说，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凌驾于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作为作家，鲁迅和茅盾更加看重为革命目标而写创造性的作品；他们坚定地相信，有良心的艺术家不应当放弃他们的人格完整，或失去他们的创作特权。他们对一个自封为党的代言人强制推行这种新的“党性”深感怨恨。周扬的所作所为尤其令鲁迅生厌，因为周不是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左联，而是将其解散，并命令坚定的左翼作家向右转！
最后，鲁迅被徐懋庸的一封来信所激怒，采取了行动。徐在信中彬彬有礼地提醒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