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期望这些任务到1968年1月能完成。
毛似乎认为两条指导方针有利于其余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首先，毛现在准备看一看，人民解放军究竟能否主宰这个进程，因而毛愿意检验一下军队的权威和忠诚，并愿意宽谅它的偶尔的过失。就像他在夏末所说的那样：“军队的威望必须坚决维护，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任何迟疑。”有一次，毛以相当宽宏大量的口气提及武汉事件，他接着指出：“军队在首次执行大规模的支左、支工和支农以及执行军管和军训的战斗任务时犯错误，这是难免的。当时的主要危险是一些人要打倒人民解放军。”②毛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反映在他不愿看到翌年春天杨成武解职后，人民解放军成为大批判的靶子。③第二条指导方针是，毛认识到，如果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来自于广泛的群众组织，而不是仅仅从那些得到地方军队司令员们支持的群众组织中产生，那么，就能加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一意义广泛的观念在一份通知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份通知说，解放军应该“支左不支派”。毛的一个指示指出：“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①1967年底，新闻界对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发起猛烈攻击，配合宣传毛关于全国团结的理想。现在，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
1967年夏天毛巡视全国后，革命委员会分两个阶段逐步建立起来。1967年8月到1968年7月，18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最后五个省，如福建和广西这样分裂很深的省，以及像新疆和西藏这些敏感的边疆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是在7月对红卫兵运动最终压制下去后产生的。总之，革命委员会是在一系列协商之中诞生的。在这些协议之中，地方军队指挥官和北京的领导人力求硬把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拢到一起。
由于毛规定革命委员会应当广泛地代表各种观点，因此，革命委员会通常是庞大臃肿的机构。每个委员会都由100—250人组成。②不过，革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是比较有效的机构，通常比文化大革命前存在的类似的党和政府领导组织还要小。常务委员会的构成随时代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较为激进的时期任命的群众代表多一些，在较为温和的阶段任命的群众代表就较少一些。尽管在这一时期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占据了适当数量的位置（在182个主席和副主席中占61个。原文如此，实际是主任、副主任——译者），但实权仍掌握在军队手里。23个主席中，有13个是部队司令员，5个是专职政委。第一副主席中，有14人是军队司令员，5人是政委。其余的都是党的干部，群众代表一个都没有。①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毛也预言，一旦在全国各省把革命委员会当作省一级的政府建立起来，就应进行党的重建。从一开始，毛主席就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个净化党的运动，而不是毁灭党的运动。就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十六条”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目的就是用作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而不是使其扮演一个党的替代物的角色。与此相似，红卫兵的目的就是推翻党内的“走资派”，而不是推翻整个党组织。毛在1967年初反对把巴黎公社的模式应用于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党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不明确。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如果一切都变成了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我们把党放在什么位置？……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党！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都必须有一个核心。可以称之为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或国民党或一贯道，但必须有一个党。”②如果党被红卫兵和革命委员会置于一边，那只是个暂时现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1967年9月，毛认为到了考虑重建党的时候了。毛说：“党组织必须恢复，而且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应该召开。”毛是乐观的，他认为能较快地完成这一任务：“我看，大约就在明年这个时候（即1968年9月）召开第九次党代会。”③毛把重建党的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谢富治，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负责政法工作，也出尽了风头。10月10日，姚提交了一个初步报告，为党的重建设计了一些基本原则。④姚的报告拟定出一个严密的程序，要求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一个新的党章。参加大会的代表将与各省“协商”后由中央指定。党代会结束后，就开始下级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根据姚的报告，各级新党委至少要具体体现“三结合”的原则，即每一个委员会都由老、中、青；工、农、兵及群众、部队官员和干部结合而成。
在姚的报告的基础上，11月27日，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关于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的通知”。12月2日，又发布了一个“关于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机构的意见”的文件。这些文件遵循了姚报告的要点，作了两个重要补充。第一，“通知”增加了一个决定，它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存在着：现在林彪成了毛的接班人。“通知”宣布：“大批同志建议，党的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一点要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
第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通知各级基层党组织重新开始过“组织生活”。为指导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各省革委会内部成立了党支部，通常，它们被称作党的核心小组，其任务是开始纯洁党员队伍，开除那些已演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党员，并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中吸收“新鲜血液”。
八届十二中全会
因此，尽管预期在1967年秋天开始党的重建工作，但直到1968年9月最后一批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一进程才真正开始。不过，这个重要任务一旦完成，残存的中央领导人就迅速召开了第十二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像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一样，十二中全会是党中央的一次残阙会议，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中，只有54人出席了会议，勉勉强强代表了这个机构现存委员的法定人数。①此外，像前一次中央全会一样，非中央委员充塞了十二中全会。但是，1966年的特邀观察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革命师生”，而1968年的特邀代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各省革委会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即官员。换言之，这些人现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惠者。②激进派怀着勃勃野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要争取大会承认前两年发生的事件，并完成最高层党的机构的清洗。与第二个目标相比，他们在第一个目标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次全会最后的公报赞扬了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歌颂了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信毛在这场运动中所作的很多“重要指示”和林的“许多讲话”是完全正确的，并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拥护毛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宣布：“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中央全会还放眼于未来，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草案，并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③这次全会宣布的最重要的决议大概是刘少奇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在这一议题上，全会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首次在正式公布的文件上受到点名批判——用煽动性的语言污蔑刘。把他定为“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然而，中央全会会后散发的证明材料（至少在西方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涉及刘在革命早期的1925年、1927年的1939年的活动，几乎没有提及他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表现。①这表明，全会在如何述说刘在1949年以后的活动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在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文革小组和林彪对1967年的“二月逆流”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奇怪的是，毛在中央全会的闭幕讲话中对那段插曲所持的观点比过去有所缓和。现在，毛主席把怀仁堂那次臭名昭著的会议看成是中央政治局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力，对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意见的一个机会。不过，全会公报还是把“二月逆流”斥责为对“以毛主席为统帅、林副主席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攻击”。毛对此袖手旁观。
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除了谭震林已在前一年遭清洗外，激进派仍没能保证把最积极地参与“二月逆流”的任何一个人排挤出中央委员会。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全都留在中央委员会。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但要把邓小平赶出中央委员会，还要把他与刘少奇一道，永远开除出党。这一建议在毛泽东本人干预后遭到否决。②除了这几点以外，十二中全会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要决策。全会含含糊糊地提到将在工宣队领导下进行“教育革命”，但没有说要采取什么特别的方案。与此相似，全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但没有宣布新的经济计划。文化大革命可能旨在否定60年代初期毛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某些经济、社会政策，但全会表示尚未确立任何新的、可以取代它们的政策。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反映了许多相同的倾向。林彪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