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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要简化，新教材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写。所有学生，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都要学习毛的著作。这场更大的阶级斗争范围内的彻底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权威在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力量基础，要把精神贵族滋生地与他们的堂皇气势和世袭宠物一起摧毁。②① 威廉·欣顿：《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第55页。
① 李翔云（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第210页。
① 《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① 这一时期受到批判并被撤职的负责教育和文化的部长、副部长名单见朱莉娅·匡（音）：《转 变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曲》，第157页。
① 关于极左路线的最著名论述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1968年1月的 “中国向何处去？”译文见《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 4190期（1968年 6月 4日），第 1—18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译文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 96页。
①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当前正在大专院校进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管理规定（草 案）”，1967年3月7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1967年2月19日。二者均被译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87、 100页。
① “中发 85号（1967年）文件”， 1967年 3月8 日，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 852期（1968 年5月、6月）。第96—98页；反映这一时期中学情况的两个论文集，参见《当代背景材 料》第846期（1968年2月8日）和第854期（1968年5月24日）。
① “对广州有些学校作出纠正右倾翻案的决定的调查报告”和“踏遍青山人未老”，均载于《红色造反者》，新第2期（1968年6月），译文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61期（1968年9月 30日），第1—2、20—21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第469—497页。
① 文化大革命巩固阶段的最后历史尚未写出；本文的论述是根据现在香港的参加过这场运动 的学生和教师的描述，及以下论述：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李：《中国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斯坦利·罗森：《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第二部分；戴维·密 尔顿与南希·达尔·密尔顿：《风不会减弱：在革命的中国的岁月（1964—1969）》；欣顿： 《百日战争》；戈登·A。贝纳特与罗纳德·N。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记》；尼 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珍妮·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肯林： 《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青年的日记》；鲁思·厄恩肖·洛、凯瑟琳·S。金德曼：《在外国人 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安妮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载于 《世界政治》（1982年4月）第295—323页。
① 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 5月 9日），参见第 904期 （1970年 4月 20日）。
② 《人民日报》，1966年 6月 18日及8月 9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
毛主义者——红卫兵对教育的批判
这些原则构成这场运动三个阶段（斗争、批判及改革）的基础，在学校中就是这样开展的。如前面所指出的，党组织当初是想把运动集中在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改革上。①由于运动逐步升级，脱离了党的控制。毛的教育理论为批判教师及斗争对象提供了基础。在批判斗争对象时言辞变成严厉的指责，按照官方媒介的争论路线，要“揪出”学术界的当权派和那些为精神贵族提供滋生地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实际上，当时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已退居幕后，因为红卫兵转向社会，到处打击当权派。教育改革本身是属于运动巩固阶段的事。因此，不得不等派系冲突降温。第一次“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是在1967年发出的。小学在2月春节后开始复课。中学教师和学生3月1日也接到通知，停止外出交流经验，大学生被命令在3月20日前返校。②此后碰到的困难前面已有阐述。
然而，1967年秋季那个学期，在中央再次号召全国所有学校应立即复课时，一些派性冲突不严重的中学确实想恢复学校生活的原状。③在军训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间，组织学生批判他们的教材和学校体制其他方面的特征。1967年底，第一批高中学生又离开学校，但这次是接受第一次工作安排。1968年春那个学期，许多学校开始招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批新生。老生先做新生的班长，然后逐渐被分配出去，大部分在农村或国营农场工作。对大学生的遣散工作到1968年才开始。1965年和1966年的毕业生在1968年得以分配工作。让他们去的地方是“山区、农村和边疆地区”。1967年和1968年的毕业班，根据国家政策，要在军队农场劳动一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才分配工作。从此结束了学生时代动荡的红卫兵生涯。
但他们给后面的人留下的是对1966年以前教育制度的详细的带有一定偏见的批评意见。由于这些批评意见基本上是1967—1968年遣散阶段的产物，在重新统一以前，它反映了他们所处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清华大学，斗士们仍沉浸在争斗中，改革教育的号召遭到两派领袖的抵制。他们争论说，权力是关键问题，在哪方控制学校的问题解决之前，讨论具体改革是无任何意义的。
在广东，保守派很快对中央发出的集中进行教育改革的口号做出反应。激进派起初抵制这一号召，说这是保守派要阻止深入进行大革命的花招。他们继续专注于其正在丧失的权力争斗。一旦教育改革真正成为下一件要干的事，双方便想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它。例如，由出身好的人领导的保守派，强调教师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对1966年前的修正主义路线负责，他们歧视工人和农民。由中产阶级分子领导的激进派，谴责当权者而不是教师，并把焦点放在他们主要的竞争对象——干部子女所享受的不公平的特权上。但是，不管怎样说，这些批判基本上得到了中央路线的支持。因此，从整体上看，它不仅提供了毛主义者对1966年前教育制度的详细看法，而且指明了未来的新方向。
延安经验与国民党遗留的制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抗大）被捧为培养大批革命干部的无产阶级教育典范。1949年以后，教育战线面临着一种选择，是沿用延安的经验来改造国民党的教育体制，还是相反。据说毛赞成前者而刘少奇支持后者。刘与修正主义分子诽谤抗大式教育是“不正规”和“过时”的，是干部的品德教育班，是不适合全国采用的。
苏联的经验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求助于苏联。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一切都照搬苏联的。有些走抗大路线的学校被重新组成“正规”大学。1949年以前老解放区发展起来的教育形式也因此而消失了。
大跃进 1958年，毛发动了一场教育大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了，他们所领导的教育制度被当成封资修的混合体而受到批判。但毛的反对派攻击教育革命中提出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称之为“偏向”，并在60年代初开始把教育制度恢复到1958年前的形式。实际上，1960年以来并未经毛亲自批准的教育上的每一步发展，都被重新解释为偏离了毛的正确教育路线，而刘少奇被认为是反对毛路线的领袖。
领导权毛的反对派鼓吹取消学校中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把党降为监督者的角色。领导权应交回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解放那些戴帽右派；尊重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的一切知识分子。
教育双轨制自60年代初以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领导人将注意力放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上。因此，他们重视的是各级正规的全日制学校。大跃进时为发展教育而建立起来的半工半读学校大多数被关闭了，尤其是在农村。同时建立的校办工厂也被关闭了。但是，当刘在1964年明白他不能超越毛改革教育制度的指示时，开始提倡“两种教育制度”，把它作为战胜毛路线的一个方法。刘（原文为“林”，有误——译者）的策略是在不改变全日制学校的同时，把毛对劳动锻炼和实践锻炼的要求转到半工半读上来。其结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双轨”制相同，一种是天才和富人的教育，一种是工人阶级的教育。
重点学校塔的层级被用以形容这些学校。据说刘拥护具有旧时塔式形态的教育制度，在塔的顶端是重点学校，每上升一层所容纳的进行研究和思考的学问人就越少。只有具有最高学历的人才能占据最高位置。与此相类似，只有相当少的“最好的”学生才能在以前的塔式重点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的环境是新建的且耗资不小。同时，普通学生要在普通学校学习，工人和农民有时无学可上。
社会成分重点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公开了学生的阶级出身。不同的组织根据自己的家庭出身将其批判放在不同的方面。但最后结果是相同的：重点学校中出身于干部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最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青年占少数；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几乎没有。这种阶级构成是优秀学业成绩和好的阶级出身双重标准结合的结果。这个双重标准在1966年以前的时期内不同程度上适用于这些学校的招生工作。在大学这一级，1958年和1959年根据推荐制度招收的工农学生被开除或退回，最终被清理。这是因为根据60年代初更为严格的标准，他们跟不上功课。
教学方法和内容毛以其多次引用的1964年春节讲话为开头的评论，亲自为这个领域内的批评定了调子。后来，他也批评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