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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六线形本身的概念也在变化。它们已不是作为占卜过程中产生的符号，而是正在取得自身的象征的价值。每个六线形表示一系列情况中取代其前一情况的情况，其取代程序则遵照宇宙的普遍规律。因此，六线形是表示时间中某一特定时刻的特性和特质以及某一行动的适宜性的有价值的符号。我们远没有弄清楚秦汉时期的六线形占卜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这种发展过程使占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占卜者最初掷蓍草以寻求简单问题的简单答案；在以后的几个阶段，占卜的过程揭示了天、地、人相连结的宇宙据以运行的阶段程序中的阶段。由于人如果不能顺应这种状态就会导致其计划的失败，占卜和具有加强的象征意义的六线形的产生就能在某个人或皇帝作出决定之前给他提供明智和可靠的忠告。这些六线形成了生活规律的象征。通过把它们视作各具很大神秘力量的两个三线形，它们的意义就可以得到解释；两个三线形的并列，就能显示出不同的宇宙力量在某个特定时刻处于平衡状态的程度。①在问卜于“彖”和“爻”时碰到的困惑后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必将大大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一批现在不知其名的作者撰写了一系列的注疏或论文，以便解释原文中潜在的奥秘意义。他们企图尽可能清晰地阐述自己对宇宙内在真理的理解；他们用战国或秦汉时期流行的文字来表述。一直流传的这些著作总称《十翼》，现在成为《易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些文书最初在何时编成。有的部分收于马王堆发现的一件公元前168年以前的文书中，《十翼》的其他部分经过了汉代人的修订才成为现在的形式。
由于《十翼》出于不同作者之手，所以它们不能被指望用一种单一的哲学体系的语言来阐述。它们的一致性表现在对一个问题的探讨方面，即试图把64个象征符号的体系及它们的循环与其他的主要原理协调起来。它们的文风与陈旧的彖和爻的语言风格不同；它们试图明确地陈述其启示，而以往的格言式的表达到这个阶段只会掩盖神秘的真理。《易经》及与之有关的问题从此一直是中国某些思想最敏锐的人探讨的题目，并且成为20世纪以前中国玄学思辨中某些最重要的活动的基础。《易经》还容易被利用而为一些政治目的服务。①关于按照安排好的、定期的和有节奏的先后程序发生变化的思想，还表现为另一种思想体系的不同形式，这种形式的渊源并非出于占卜。到战国时期，两种思想方式或理论——即阴阳和五行——已经合而为一。按照传说，公元前3世纪的思想家驺衍因调和了两个体系——一为五行的体系，一为主张两种力量交替活动的体系——而受到赞扬，但关于这项成就的详细情况则不得而知。按照这几个世纪演变而成的理论，自然界周而复始地发挥作用。变化由于阴阳按照五行的程序交替施加压力而发生。根据这种方式，延续性通过生、死、再生这一大循环而得到保证。这一循环在宇宙的一切领域和各种活动中都能看到。它可以在天体表面上的永恒运动中看出来，更直接地则在月亮的盈亏中看出来。植物和树木的季节性的发芽、开花、凋谢、再生也是按照这一类型进行，如同动物和人类的生、死和再生那样。
阴阳和五行的理论引起了在汉代趋于明显的许多复杂情况和弊病。一旦五行循环的思想被人接受，它就过分地、武断地和不加区别地应用于生命的一切秩序和方式中。结果分类以五为组，而不管这种分类是否包括无遗或是否合适。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倾向，或者甚至出现一种理智上的强制性，即确定物质世界的五个季节、五个方向、五种情绪、五种感觉、五种颜色或五种要素；上述各类的每一种都被归于五行之一所辖的适当划定的存在和活动之中。例如，体现新生的生命循环阶段以木为象征，表现为春季；其活动范围在东方，它所代表的颜色为青色；属于木的情绪为怒，人体的五个器官中属木的为脾；其庇护的星辰为木星。
此外，除了这些分类和认同之外，仍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人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设想五行的序列，所以必须确定它们的顺序和与所选顺序有关的原理。实际上在许多序列中，只有两种被广泛地接受。①比采用五行作为分类方法更有重要意义的是五行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汉代的思想家即便不是全部，似乎也大部分接受了这个理论，用它来解释世界上自然序列（包括创世过程）的延绵不绝的现象。《淮南子》的作者们、董仲舒和王充等人根据形形色色的观点来假设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五行循环论还被用作建立帝国各王朝取得思想支持的一种手段。②虽然大概在公元前70年以前没有图象上出现五行的肯定的例子，但到王莽时代，这个理论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它出现在大都用于墓葬的象征物和扩符之上。③它决定了朝廷礼仪中的某些细节，如官员官袍颜色的选择等。为了与五行论的要求相一致，政府必须调节惩罚的行动，以使惩罚避免在不适宜进行这类活动的季节进行；例如。由于春季是生长的季节，所以那时不宜处决囚犯，而必须等到与五行循环中宜于处决这一行动相应的季节，即冬季。①如果人们老是盲目服从这些原则，那么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服从从何时起已经变得十分普遍或具有强制性，或者达到什么程度，以致对政府的行政起了有害的影响。
关于世界的变化或是可以用已知的64种象征符号的循环、或是可以用阴阳五行的五个阶段来理解的观点，不能完全令人满意。这个观点不是完整的哲学体系，不能解释一切事件或一切现象，例如那种明显地打破已建立的自然秩序和迫使人们以凶兆对待的灾害。它也不能提供沟通人类与需要崇拜和安抚的神灵之间情感的手段。与此相似的是，这些观点都不提困扰全人类的另一个问题：死亡的性质和转到来世的可能性。下面将以充分考虑五行的方式，注意探讨这个问题。
部分地出于上述的原因，有人试图修改这两种理论，或者把它们与其他的原理相调和。在前汉终结时，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鉴于宇宙的复杂性，认为64种变化的体系不足以表达宇宙的真理。但是，这时《易经》早就被人接受而成为教育官员的典籍之一，并且它具有几乎相当于经书的权威性。②也许是出于尊重此书的声誉，扬雄遵循它的模式提出了一个体系，但作了几处重大的修正。他提出同样旨在象征生命不同阶段的81个四线形系列。扬雄敢于对经书之一的已树立的权威性提出挑战，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勇气。但是他宣布一种更加全面的体系的企图在当时影响很小。
几乎就在同时，另一个文人京房关心的是这些体系存在的固有的困难。作为一个研究《易经》的学者，他看到了根据日常发生的事情理解64卦的必要性。京房因为根据观察自然的气候现象预言事情，已经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并且他认为必须把这类方法与哲学的体系联系起来。京房似乎试图把64卦与60个干支的名称及已知的天体的有规律的运动融合在一起。由于京房就政事直率地提出意见，他招致了象元帝宠爱的宦官石显等人的敌意；他在公元前37年41岁时被处死。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
在战国时期编成并取材于在前几个世纪系统阐述的观念的几部最著名的典籍，关心的是一般（不过相当笼统地）称之为道家的思想。像《庄子》和《道德经》等书籍具有诗一般的想象和内在的神秘性，在中国文化的许多世纪中吸引着读者，它们不时地受到某个皇帝的庇护，并且经常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②这些典籍的作者或编纂情况远没有弄清楚；它们本质上并末对里面的思想提出系统的或合乎逻辑的说明，这些典籍已经产生了许多解释。然而人们从作为自然的单一秩序的道中可以辨认出它们的一个中心主题，这种单一秩序的意志和想法构成了宇宙一切方面的基础。这个概念有时与无为的理想有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能够认识道的特点或它的影响，虽然道可能不立即以物质形式明显地表现出来。通过谨慎地避免故意与道背道而驰，许多人可以与道的形式和谐一致，进而达到安宁、康乐和幸福的境界。要做到这点，困难部分地在于人的弱点。人不过是自然界的万物之一，但却受制于一种内在的倾向，即把自己看成是其他一切的主宰。只有通过摆脱这一桎梏，承认自己的理解是主观和虚妄的，摒弃人为的价值观而接受道的价值观，人才能从他的种种局限性中解脱出来。
很显然，这些思想与那些关于人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而正企图组织和调节人类共同体的思想几乎没有共同点。随着组织很差的较小的王国让位于帝国，由于帝国更多地和更有效地要求社会纪律，要求服从劳役的征募和推行制度，这种冲突就变得更加尖锐了。然而，道家的思想在作为两种对立思想调和的结果而出现的政府形式中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关于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一是商鞅、申不害和韩非所表达的权威的观念，一是在诸如《荀子》和《孟子》等著作中可以找到的强调人的价值的观念。①道家的思想在无为和黄老思想中尤其惹人注目。
在无为的思想和皇权的行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避免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或作出决定，这部分地是由于对人的价值和个人判断力的新的认识；类似的思想应用于对君主的适当的地位和权力的看法方面。按照理想的模式，君主应在行政或决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