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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枚（1925—）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够创作的极少几位作家之一：他在1974年发表的长诗《西沙之战》得到了江青的首肯。张永枚长期创作军队生活的诗歌，将革命热情融入作品之中。早在50年代初，他就创作了一首有关士兵传奇故事的诗（即《骑马挎枪走天下》，这是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歌），诗中，描写了同志情谊，军民“鱼水”关系以及朝鲜、越南战场上战士们英勇抵抗的事迹。
浩然的小说
至少对局外人来说，70年代的中国文坛除了修改革命现代京剧以外，唯一的创作就是浩然的短篇小说了。这位作家如此之多产，以致有人怀疑说“浩然”不过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写作班子的共同笔名罢了。不错，“浩然”正是梁金广（1932年生）的笔名，他所写的关于农民生活的小说是与赵树理、柳青这样的主流作家一脉相承的。
像抢救一匹瘦病马、修理一辆小推车这种事情，浩然也能够写成短篇小说（《一匹瘦病马》、《车轮飞转》）。写前面这篇小说时他运用了一个程式——这个程式虽非他首创，但他把它发展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叙述者——一个干部或者一个记者——重访一个村子时发现一个大有进步的变化，这里就是一匹毛色光滑、漂亮无比的拉大车的马。令叙述者大为惊讶的是，这正是他上次来访时所看到的那匹可怜的劣马。接下来通过倒叙讲了一个青年社员不让公社的宝贵财产受损失的奉献故事。当然，最后不仅是马得救了，更主要的是，主人公和他的同伴也上了一堂生动的自力更生的课。《车轮飞转》也表现了同样的主题，但叙述的方法用的是“递进”——一种在中国小说的抒情传统中所惯用的方法，微末琐事，层层累积，终臻浓重效果。发生在小推车修理过程中的小插曲似乎琐碎至极，对话也只有透过学校操场上少年的喧闹才偶尔听到一两句。但是最后，在两个青年恋人与劳动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令人信服的关系。浩然曾用一个吃甘蔗的小孩来描述对他的短篇小说的阅读体会，那是说，你嚼的时间愈长，就愈有滋味。
从1956年发表第一批短篇小说至今，浩然的小说已愈百篇，收入多个集子。但他最知名的还是两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一部是写于1964—1966年的三卷本《艳阳天》，一部是写于1972—1974年的两卷本《金光大道》（与柳青的《创业史》有许多共同之处，这部书也和《创业史》一样原打算写四卷，但没有能完成）。这两部小说讲的是农村合作化的曲折历史，但在时序上正好相反：《艳阳天》的故事的发生限制在1957年夏天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正值夏收，进步的贫农起来斗争，挫败中农、富农等乡邻不顾公社利益试图自肥的阴谋，这里浩然的方法是全景式的，许多性格鲜明生动的男女老少形象纷纭杂呈。《金光大道》故事结束的时候正是《艳阳天》的开始，前者大体上讲的是50年代初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战胜贫穷，克服战争、饥荒和地主破坏所带来的恶果；这一切努力时而显得凄婉，但最终却显出英雄（主义）来。这部作品在时间跨度上更大（像柳青的《创业史》，有一个革命前的序幕），浩然更着力于展现一组先进的代表人物及其胜利的过程，或者一组落后的代表人物及其失败的过程。这部作品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服务于“路线斗争”，以“三突出”为结构原则。“金光大道”当然是社会主义者的道路：为相互的利益团结一致，为公众的利益自我牺牲。小说再现了高大全及其同伴这样的最贫苦的农民与地主、富农以及对地富分子怀有同情的误入歧途的农民之间的对抗，后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路线甚至不能使他们自己致富。“三突出”是那时为艺术创作所设定的一个公式的简称，这个公式受到文革领导人的赞赏：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一样，高大全得到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干部的引导，也从对毛主席著作的如饥似渴的学习中得到教益。不过，作为文革年代里意识形态强化的典型产物，《金光大道》也遍布着伟大舵手的黑体字的语录。高大全比梁生宝更类型化：心理上更坚强，道德上更富于自我否定，革命热情的火焰熊熊燃烧。他鹤立鸡群，明显地突出于同伴之上，那些同伴可能更激进，但缺乏头脑；或者更谨慎，但少了魄力，一句话，高大全是个完人。唯其完人，却也因此少了人情味儿。早在《艳阳天》里浩然就已露出好走极端的苗头：“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不错过宝贵的夏收季节，党支部书记肖长春中止了寻找他的年幼的儿子的工作——他的儿子被一个蓄意破坏的过去的地主劫持了。《金光大道》里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形夸张，时而失实。当高大全只手挽救倾覆的马车，伸出膝盖抵住，让同伴把接榫扳回榫窝，又大无畏地冲下山道的时候，他就从一个可信的英雄降为民间传说中那个大力神保罗·布尼安了。
《西沙儿女》写于1974年，在这部关于海南岛渔民民俗和渔民战斗业绩的中篇小说中，浩然发展到抽象的抒情浪漫主义的程度。批评家对此不能接受，他们把它看成是对江青的阿谀逢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浩然也就失去了他作为中国最多产小说家的地位。
但是很难想象浩然不会卷土重来。在讲故事的绝对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他在《西沙儿女》中的主要艺术（区别于政治的）缺点是他写了他所不熟悉的题材；华北平原的农民生活才是他亲切熟悉的，深切体验过的，也是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出来的。
台湾新小说
作为一种历史的讽刺，正值大陆文学受到严酷压制之际，台湾文学却蓬勃发展起来。在台湾发表作品的作家（包括不在台湾居住的作家，如：张爱玲、白先勇长期居住在美国），没有受到既定意识形态的控制，因而，他们从本民族的文学遗产中汲取精华的同时，也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从各个时期不同的艺术思潮中吸取养料。他们之中一些卓越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优秀作品是大陆现在活着的作家至今仍无法超越的。从1980年开始，已经有一部分作品陆续在大陆出版，当台湾作家先进的创作技巧和大胆的社会批评态度被大陆作家发现后，将对大陆作家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今后发展的最有兴趣的事情。
张爱玲（1921—）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开始她的创作生涯的。她的一些极其精美的短篇小说收集在她的小说集《传奇》里。1952年，她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创作了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它们都是在1954这一年写成的，在这里，张爱玲表现了从共产主义“新”道德中醒来的痛苦，这种觉醒在时间上却早了几十年。虽然这两部作品也可以称得上是力作，但从艺术水平来讲，却无法与其1943年的作品匹敌。《传奇》依然占据着张爱玲和她的读者们的心。
《传奇》中的《金锁记》描写了一个大家庭衰败、堕落的历程，故事的背景与张爱玲自己在上海和天津的家极为类似，她曾在那里度过了她悲惨的童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七巧是一个被卖给一个富贵人家的残废儿子作妻子的女孩儿，在这个封闭、幽暗的大家庭里，在瘫痪不起的丈夫身边，她葬送了自己美妙的青春和生活的热情，变得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痛苦，甚至染上了鸦片瘾，最后，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变态地）寻求报复。且不说这篇小说在文体上的简约精致，单就其在感觉想象上的丰富、精微和在对人物行动观察上的敏锐深入来说，也是十分令人称道的。
自从1955年移居美国之后，张爱玲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基本上是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1967年，她用英文出版了《The Rouge of the North》一书，它是对《金锁记》的基本叙事主题的回复和扩充，1968年，经过翻译和润色后在台北出版，中文名为《怨女》。
张爱玲认为罪恶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会根深蒂固，受扭曲心理驱使而变得更为复杂。她之所以精心地对《金锁记》的故事进行重写和扩充，就是要揭露这深重的罪恶。
自从18世纪的《红楼梦》之后，中国的小说还从没有如此深入地揭示过这一主题。《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正是张爱玲艺术灵感的主要源泉。
1949年以后，台湾真正杰出的小说并不是很快就涌现出来了。有一个人也许作了一点贡献，他就是杨逵。他的小说以揭露日本占领期间的社会现实而闻名，但1949年他因批评国民党而被关进监狱长达12年之久。70年代中期，他重新开始发表作品。作为台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