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见T。H。巴雷特：《〈道德经〉解释中的道教和佛教的神秘事物》，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82，1，第37页。
② 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第78—79页；以及吉冈义丰：《道教与佛教》，第3卷（东京，1976），第332—334、 349—350页。
③ 福井重雅：《黄巾之乱的起义口号》，载《大正大学研究纪要》，59（1973），第67—68页；《黄巾集团组织的特性》，载《史观》，89（1974），第18—32页；以及《黄巾之乱的传统上的问题》，载《东洋史研究》，34∶1（1975），第24—57页。
④ 见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祠墓葬》，载《文物》，1978。8，第32—45页（末页上铭文的复制品）；以及田昌五：《读曹操宗族墓砖刻辞》，载《文物》，1978。8，第46—50页。
① 关于近年这个问题的典型的有成果的著作，例如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简本》（北京，1981），第233—234页。除了上述关于《太平经》的论争以外，张鲁在四川的作用也有很多讨论。对于这两个问题，争论似乎仅仅是过去不同意见的继续：见松崎つね子：《后汉末年宗教的农民叛乱》，载《千代史学》，29（1971），第92页注13及99—100页。在开始写这一章时，这篇评论文章是有关中国和日本研究的便于使用的总结。
② 见秋月观暎：《黄巾之乱的宗教性质》，载《东洋史研究》， 15∶1（1956），第43—56页。
③ 例如魏启鹏：《太平经与东汉医学》，载《世界宗教研究》，3（1981），第101—109页；赵克尧和许道勋：《论黄巾起义与宗教的关系》，载《中国史研究》，1（1980），第45—56页。
① 见西文：《关于“道教”一词令人困惑的起因。特别是涉及传统中国的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载《宗教史》，17∶3—4（1978），第323—327页。这篇文章也讨论了上述关于“道教”界说的问题。
② 米歇尔·斯特里克曼：《茅山的道教：图箓启示年代记》（巴黎，1981）。
① 这后一研究领域早已吸引了西方中国学的注意：见泽克：《佛教对早期道教的影响》，载《通报》，66∶1—3（1980），第84—147页。日本对于佛教的研究也表明他们越来越注意到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最近的多卷本中国佛教史可以为证，此书和我们这一章的范围一模一样：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第2卷（东京，1983），第74—75页。
后记
翻译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之一。各章的译者为：杨品泉（导言、第1、2、3、12章），张书生（第5、13、16章），陈高华（第6章），谢亮生（第14、15章），一山（第11章），索介然（第9、10章），胡志宏（第4、7、8章）。全书由张书生和杨品泉两位同志总校。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为本书写了前言，特此致谢。我们因识见所囿和水平所限，译文舛错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内容简介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本丛书的第4卷（即《剑桥中国隋唐史》下卷）将在以后出版。
中译本前言
本书原为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3卷，本卷为崔瑞德编，其纪事起自隋朝灭陈（589年），止于唐之灭亡（906年），实际上是隋唐两朝的王朝史。鉴于《剑桥中国史》现正陆续出版，同时本书又能独立成卷，自成体系，故先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并定名为《剑桥中国隋唐史》。
本书是一部结构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一部外国人编写的大型隋唐史，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相信，不仅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
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科学重要内容之一。本书非常重视历史人物的活动，它以人为经，事为纬，层次分明地展示了中国中古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同时又剖歧析异，发人所未发，给人以启迪。现举数例如下：隋炀帝 炀帝其人，历来被封建史家贬为一无是处的暴君。近年来，虽然有一些学者肯定了他建东都、开运河等事迹，但总的来说，仍是褒少贬多。本书却给炀帝以很高评价。尽管作者不否认炀帝骄奢淫逸，但认为他在中国帝王中决不是最坏的。从当时背景看，他并不比别的皇帝更暴虐。炀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像政治美学家，很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本书认为，在589年平陈时，他在建康的行为堪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再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唐代的繁荣，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和改善了炀帝所开的运河，运河促使杭州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并提高了运送军队和供应至任何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认为这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
唐高祖 长期以来，治史者认为唐高祖李渊是平庸无能之辈。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已逐渐清除笼罩在初唐史上的迷雾并肯定了李渊的建唐开国之功。在这一点上，本书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本书认为，尽管李渊反隋时已年逾五十，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生气勃勃和干练的领袖人物。他策划了太原起兵。他对李密和东突厥的外交攻势，使唐军得以胜利进军并攻占隋都大兴城。他推行的大赦、封官许愿等政策，有助于促进全国统一。唐高祖创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以任何标准衡量，“武德之治”均称得上是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唐王朝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李渊之所以遭到冷落，一是因为他执政期短，又夹在中国史上最突出的两个人物隋炀帝和唐太宗之间。二是他的开国之功被唐太宗精心地掩盖了。
唐高宗 唐高宗是唐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旧史却将他描绘为懦弱的傀儡，在重要政治制度上建树极少。有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本书不为这些传统之见所囿，既指出高宗确有懦弱一面，又具体论述了他在法制等方面的建树。和前辈相比，他的另一伟大政绩是对科举制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控制物价的措施也收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行用于有唐一代。唐朝这时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均达顶峰，甚至超过唐太宗时期。在高宗后期，武则天的地位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她只能靠间接手段控制朝廷，并一直容易受到攻击。
武则天 她是隋唐史乃至中国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千百年来，毁誉不一，至今犹争论不已。本书在全面分析了她的作为后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称684至705年为“武韦之祸”，是“欠公道的”。因为首先，它忽视了武后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其次，没有确凿证据能说明在她执政最后几年以前，政府受其统治作风的危害。第三，武后时期农民生活比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她可能是得人心的。只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那样在农村节日中被人纪念至今。本书认为，武则天之受谴责，原因在于她的许多行为不符合儒家准则，如沉溺于佛教，延长服母丧期以提高妇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结婚等。武则天的消极面表现在：她最后几年的统治每况念下；她的统治作风高度独断，以至当她失控时，行政结构立即出现裂痕，而她这时反而不能以其一贯的无情手段，断然采取措施。对中外学术界有争议的以下一些问题，作者也一一加以剖析。（一）支持和反对武则天的两派斗争问题。过去主要有两种看法：陈寅恪认为这种斗争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的最高权力之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是掌权的贵族统治阶级与新兴地主之间的争权夺利。本书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都是对当时社会认识过于简单化的结果。作者认为，这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掌权者与以拥武为升迁手段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武则天利用后者夺取了权力。（二）武则天迁都洛阳问题。本书认为，从政治和经济上解释这个问题，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很可能还有第三种因素，即她惨杀王皇后等人后，内心恐惧，无法再留在长安。（三）以周代唐问题。一般认为，武则天取国号为周可归因于她追赠其父的封地（周）。但这种看法难以成立。她以周为国号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以前王莽等人也都采用过这种手段。她的目的是想建立周朝所达到的至治之世。（四）科举取士名额增加支持了武氏政体的问题。本书认为支持这种看法的史料很少。武财天在660年后10年间根本没有开科取士。 660至683年进士年平均数也仅18人。（五）武则天代表什么阶级或集团的利益问题。本书不同意她为商人之女，所以就代表“新兴的商人阶级”的看法，因为其父及兄弟均仕于隋、唐。本书也不赞成武则天代表东部地区利益反对西北贵族的观点，因她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出身。
唐德宗 本书认为，传统史籍把唐德宗说成刚愎自用，贪得无厌，但又说他轻信和柔弱，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关于他允许宦官和节度使自行其是的记载也是夸张之说。所谓唐德宗779至781年的励精图治同样是记载不实。实际上，他的政策和行为，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他志在振兴中央权力，以使满朝文武相形见绌。由于尽量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