疃滞苯股鄙�847年颁布的准许重建庙宇和政府不得干涉的诏令，却在后来的实践中受到了限制。经宰相的迫切要求，政府在9世纪50年代之初采用了一个更慎重的政策，即裁减过分的开销，而且只允许在人口稠密之区新建寺庙。②虽然僧尼不再有性命之虞而且通常都能重操他们的宗教旧业，但政府尽力防止私人制度的恢复，规定缺额僧尼只能由礼部的祠部加以补足。甚至长安的大庙宇也在重建之中，宣宗下的命令实际上改换了所有这些庙宇的名字。③菩提寺改成了保唐寺、法云尼寺易名为唐安寺，如此等等。这便表明世俗社会重新建立了对有组织的佛教的控制；这种情况自武宗和李德裕死去以后一直延续了许多世纪。
唐宣宗之治（846—859年）
武宗死于公元846年，卒年33岁，大约也因服药而死。宣宗①和9世纪的多数皇帝一样，也是被宫中一个宦官集团所拥立，但他这一次却未发生继承权的斗争。他是唯一的合理候选人。武宗的儿子们都太年轻，不宜登基，并且如上所述，武宗所遗一弟又已在840年的继承争斗中被杀。37岁的宣宗是他的长辈。他是宪宗的第十三子，穆宗的异母弟，也是前此三位皇帝之叔。
宣宗在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戏呼为光王，他在出人意料地即位之前在政治上被忽视，也被斯文人物所嘲弄。他在儿童时代多病而且能见异象。成年以后他把他的苦痛变为自己的能力。他假装对当时任何可以把他卷入危险的宫廷阴谋中去的事物不感兴趣，一味沉默，并希望被当做无害的怪人。可是，他即位以后就发泄出他的愤怒和不满，特别对他父亲宪宗的神秘的死更是如此，因为这个痛苦的回忆使他在几次祭奠宪宗的陵墓时都禁不住泪如雨下。②宣宗确信，他的异母兄穆宗和穆宗之母郭妃对宪宗的病死负有一定的责任。当年老的郭妃848年去世时，宣宗拒绝让她给他父亲陪葬的荣誉，另有谣传说是他加速了这位老太太的死。此后五年，宣宗把他所认为的同案犯都一一捕拿归案。他甚至贬降了穆宗及其三个儿子在宗庙祭祀中的地位，这使统治皇室所精心培植起来的威信付出多少代价，我们就只能猜想了。和40年前一样，对朝廷的这种全神专注之情一直持续到宣宗较平静的年代。他搜寻一切能告诉他父亲治下的遗闻轶事的人，他还坚决地优予录用元和时代高官之子孙进入自己的私人班子或者任政府工作。③好像是为了弥补他自己的被虐待，他很体贴地照顾他自己的母亲以及还活着的胞弟们。他也溺爱他的妹妹和几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恃爱当他的面折断筷子和打碎汤匙，从而迫使他放弃了把这女儿许配给她所恨的某人的打算。但有趣的是，宣宗从不正视立储这个重大的问题，尽管一些神经质的官员对此唠叨不休。他被认为不喜欢长子而宠爱第三子，但他为此毫无作为；他的迟疑不决最后又导致了一场宫廷斗争，一个宦官这时成功地拥戴了宣宗的长子。①在他统治期间，宣宗显然是想确定无疑地突出他个人第一的地位，特别是在他从前曾长期受歧视的家族内更要这样做。
自然，这位古怪而急躁的人不只是怀有私人宿怨，他还必须对付朝廷的官员，而人们认为在这些人中，从前曾给他以保护的却很少。宣宗在接见高级官员时常年坚持威仪整肃。他往往用尖刻的个人批评或者在讨论中显示备知底细的知识，来使他们感到难堪。他在正式朝觐中严厉盘问来朝见的节度使和新任命的地方官员时所准备的讯息，都是来自他对帝国重要材料的研究和他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细致的情况简介。他以在礼仪或在实质性事物上注重细节闻名，例如在宣宗手下为相10年的令狐绹（公元802—879年）有一次被皇帝问得神态失常，甚至在冬天他也汗湿重裘。②但与此同时，宣宗也像他的父亲宪宗那样，颇有志于重建贞观之治。他的助手给他读关于太宗与其臣下相互关系的非正式史书《贞观政要》；他有时又像从前诸皇帝那样对他所宠信的官员表示极大的关心。他比某些从前的皇帝更加真心实意地鼓励相应的官署提出坦诚的批评。但是，朝臣们普遍的情绪一定是狐疑不定，对他又敬又畏。③当然不必奇怪，宣宗在846年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罢掉了与他所痛恨的侄儿武宗沆瀣一气的、大权在握的政治家李德裕的相位。李德裕按惯例逐步降级，越降品级越低，越降越往南方，最后由于仔细地复查了李德裕曾经略有牵涉的司法案件，他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宣宗以综合调查所得为基础，对李德裕的罪行进行了长而详细的谴责，所以他把李德裕贬谪为最底层的官（南海海南岛上的一个县令），使这位前宰相在850年初死于此地。即令在这样的贬谪以后，令狐绹对李德裕的回忆仍是那么强烈，致使他梦寐难安。①宣宗罢免了李德裕的相位以后，拥护宣宗的是李德裕从前以铁腕行政方式所制造的许多政敌，当然还有一些牛党的追随者；后者希望看到李德裕和他的主要伙伴完全像牛僧孺和李宗闵从前那样受到羞辱。牛党年轻的成员如诗人白居易的侄子、在846年到851年任宰相的白敏中（约862年死），便在某种程度上煽起了往日的朋党仇恨。可是，要认为这个时期牛党在政治上已取得绝对的最后胜利，那也是错误的。首先，朋党双方许多老一代重要成员，在9世纪40年代后期已经死去。另外，更加重要的是宣宗本人正作为全帝国最强大而唯一的政治力量出现，结果是大规模的公开朋党活动普遍减少。虽然宣宗确实恢复了几个牛党的老人的地位，并且宠待他们的几个亲属（包括牛僧孺的儿子），但在高级官员中严格按朋党界限调动职位的情况还是有限的，而且甚至这种现象在9世纪50年代也已消失。没有发生文宗朝廷的那种政体的更替。从此以后，牛李大党争只能在文学和历史中听到它的回声了。
宣宗的统治看来可分为三个政治阶段。第一阶段从他登极到约850年，这时显然是要致力于加强他的权力；罢免李党的成员；解决佛教的问题；重新统一西北诸州（它们在吐蕃王国分裂后已投降），后一问题我们在下面将予以申论。白敏中是这时期的七个宰相中唯一任期大约超过了一年的人。第二阶段包括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这时期的特点是少数宰相任期较长，其中包括令狐绹和著名的财政官员裴休（787？—860年）。第三阶段是从857年到859年，这时宣宗变得日益躁怒（他也和其他诸帝一样，对道教的长生术感兴趣），宰相的替换也很快（其中多数人过去都是翰林学士）。
很难过细地评价宣宗的后两个时期，因为正如我们在上面讲过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史料不足。由于朝廷基本档案被破坏，又由于9世纪最后25年叛乱期间行政解体，当90年代之初最后要求按常规修宣宗实录时，竟不能以正常方式编出“一个字”来。①一位奉命做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历史学家裴庭裕确曾编撰了一本共三卷关于宣宗朝遗闻轶事的书，署名为《东观奏记》。这本书是我们了解宣宗个人品质的主要材料，可是它实际上没有提供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情况。它的本纪和这时期少数人物的传记（在10世纪中叶被编成《旧唐书》的一部分）都有这个缺点，特别是关于9世纪50年代更是这样，因为它们通常只列有空空洞洞的官职。《唐会要》和《册府元龟》这两种非常重要的文献汇编也仓促地漏掉了宣宗后期的条目。所以下面关于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唐代朝廷的一些论述是假设性的。
大家都强烈地认为，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也是一个使知识变成可用形式的时代。这时期不论公家或私家的大部头汇编式著作的数目大得惊人，多达一打以上。这和前此几十年对这种著作只是偶尔有兴趣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这些官修类书中，有几种是关于中央政府和诸镇材料的摘编，专供皇帝御览。①此外，杨绍复续编了苏冕的《会要》（853年奏呈），其中收辑了德宗以后迄至他本人时代的诏令和表章；这本书后来编进了今本《唐会要》中。
历史著作中包括另一部续编书，即《续唐历》（崔龟从851年编），它是一部编年史，上接8世纪谱系学者柳芳所著的《唐历》止讫的地方。此书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关键材料的来源。854年，史馆奏呈文宗朝《实录》40卷。除之此外，他们还想恢复原版的《宪宗实录》，以代替李德裕影响下编辑的第二版。一种10卷本的关于历代君主政务的编年体类书和另一种相关的300卷本《统史》，一并在851年上呈给皇帝，它们编写的目标是想给皇帝提供从古代到隋末的“所有”著名的诏令、法律和一般政策。
科举制度在姚康的《科第录》中有所讨论，此书在宋代尚存于世，也是后来一些汇编的重要材料来源。赵瑑辛勤地从各私家材料中选收了有关咏进士科的诗这一特定题旨的材料。最后，两种很重要的法律著作成书于宣宗年代：一为《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公元851年），它使官员们掌握了文宗以来迄至当世的帝国立法；一为12卷的《大中刑律统类》，它是按唐律分类法分类的。②这一书名清单可能并不完全，但它足以有力地体现改进工作的精神。
对于法律的重视也贯彻到了实际中去。人们为进一步明确犯罪行为的定义和使法律程序正规化作了努力。宣宗的总的倾向是要减轻对犯罪的处罚，办法是减少处刑条令和实行赦免；但是如果真有显然是蓄意触犯法律的情况，他也是很严厉的。宣宗也鼓励在政府的决定上更准确地援引先例；许多问题的奏疏通常都要引用早先的立法，特别要注明它们的日期。①宣宗注重细节而且治理公务井井有条的优点历来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广为称道，也至少博得了某些中央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