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0—301页。根据汉文史料，是畏兀儿佛教徒兼儒士官员阿鲁浑萨理（1245—1307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653＇宋濂等著《元史》，卷130，第3177页。
② ＇653＇《元史》，卷18，第381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页；＇653＇《元史》，卷134第3261页。
④ ＇653＇《元史》，卷29，第637页；卷115，第2894页。
① 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儿子时没有提到甘麻剌，见＇653＇《元史》，卷115，第2893页；卷116，第2896—2897页；亦见＇811＇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43页。
② ＇653＇见《元史》，卷119，第2498页；卷127，第3115页；卷130，第3163—3173页；＇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69—270页。
③ ＇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④ 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1页。
⑤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7a。
① ＇65＇柯立夫：《〈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70—271页。
忽必烈成就的守护者
铁穆耳13年的统治自始即以守成为基调。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在1294年5月10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护忽必烈朝的成规。②这成为他统治期间的基本准则。
铁穆耳朝的守成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政府机构的官员人选和重要政策两个方面继续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赐给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荣誉爵号外，铁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权臣桑哥失势后为缓解桑哥财政政策影响而任命的大多数中书省宰臣。③完泽还担任右丞相并且是独相，直到1298年才任命哈剌哈孙（1257—1308年）为左丞相。
铁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泽，主要是因为他谨慎和宽厚而不是因为他的才干而成为朝廷重臣。④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纳儿部的哈剌哈孙则不仅以他的才干和正直著称，还以雅重儒术而闻名，在完泽1303年去世后，他成为朝廷中最有影响的人物。①铁穆耳朝初期的另一个有影响的人是康里大臣不忽木。②不忽木成长于宫廷中并在国子学中受到理学大师许衡（1209—1281年）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汉人儒士官员。他先任平章政事，后任御史中丞，在铁穆耳朝主要起为儒学辩护和规范朝政的作用。
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汉人官员和回回理财者的支持。汉人官员包括何荣祖、张九思（1242—1302年）、梁德珪（1259—1304年）和何玮（1254—1310年），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在回回理财者中，麦术丁和阿里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马和桑哥手下的官员。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的曾孙伯颜，拉施特说他是“极尊贵、有权势的大臣”，任撒希伯底万，撒希伯底万在波斯语中通常指财政大臣。③显然铁穆耳是在继续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员的种族和思想平衡政策。
完泽和哈剌哈孙掌管下的行政机构采取了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政策。在财政方面，废除理算欠税是桑哥失势之后已经采用的政策。④铁穆耳朝继续施行这一政策，并且几次免除部分地区或全国的差发和赋税。⑤铁穆耳汗强烈反对为增加收入向民众征收任何额外的赋税，他于1302年下令禁止征集除赋税定额以外的任何东西。①在思想方面，铁穆耳的政府表现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铁穆耳即位后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②主要在哈剌哈孙的推动下，新建文宣王庙于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③哈剌哈孙与儒士关系特别密切，据说常在裁决大政时征求儒士的意见。④② ＇653＇《元史》，卷18，第381—382页。
③ ＇653＇《元史》，卷112，第2803—2813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13a—18a。
④ 关于完泽，见＇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2a；＇653＇《元史》，卷130，第3173—3174页。
①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5，1a—10a；＇622＇《元朝名臣事略》，卷4，2b—7b。
② 关于不忽木，见＇607＇赵孟睿骸墩悦项集》（任道斌编校），第158—162页；＇653＇《元史》，卷130，第3163—3173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2页。
④ ＇653＇《元史》，卷18，第383页。
⑤ ＇653＇《元史》，卷96，第2470—2476页。
① ＇653＇《元史》，卷20，第440页。
② ＇653＇《元史》，卷18，第386页。
③ ＇653＇《元史》，卷20，第441页；卷21，第467、471页。
④ ＇653＇《元史》，卷136，第3293页。
衰落的迹象
按照《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朝加上铁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⑤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铁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开始。铁穆耳汗本人没有他祖父的心智和身体活力，而这些对继续领导帝国是需要的。他的大臣完泽亦不是足以替代前期领导的强有力人物。在两个人过度宽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官员队伍急剧膨胀。虽然朝廷和京城官员合计定额是2600人，⑥御史台于1294年上报官员在京城食禄者超过1万人，在各行省则更多。⑦实际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在1303年下令中书省淘汰所有冗员。⑧官府冗员的大量增加，并没有促进行政效率的改变。郑介夫在1303年上书朝廷的《太平策》中指出：忽必烈在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求官员限期5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7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10天处理重大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件重要公务。①铁穆耳汗亦对普遍存在的官府延误政务问题深恶痛绝，他在1294年曾为此严厉申斥中书省臣，甚至表现出对臭名昭著的桑哥时期行政效率的怀念。②政府受到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的影响，铁穆耳汗朝发生了一系列腐败丑闻。政府高层的最大丑闻发生在1303年。在前一年，朱清（1237—1303年）和张瑄（死于1303年）被控有罪。③他们曾是海盗和贩私盐的盐徒，在宋亡时率领大量船只叛宋降元。他们利用为元廷海运粮食和私自从事海外贸易积聚了大量财富。审判的结果是他们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没收全部财产。
对此案的调查发现朱、张二家曾向朝中的几个高官行贿。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段贞、阿里浑萨里和另外四名中书省官员因为受贿在同一天被撤职。④甚至完泽亦因接受朱、张贿赂而受到弹劾。⑤为清除腐败，盛怒的大汗诏定赃罪为12章，并在1303年春季派遣官员调查国内7个地区的案情。50000441＿0573＿5⑥他们调查出贪官污吏18473人，获赃45865锭。这显然是一个压低了的上报数字。①但是，大汗没有坚持消除腐败的努力。不仅完泽在这起贿赂丑闻中全然无损，大多数因受贿而被撤职的中书省臣也在后来的两年中又被起用。②官府冗员和官僚腐败只是造成贯穿元朝中后期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的部分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对贵族尤其是皇室成员的慷慨赏赐。③忽必烈慎于赏赐，对他的家族成员尤为“吝赐”。但是从铁穆耳开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岁赐额之外，还给皇室成员和勋臣大量的慷慨赏赐。如此慷慨赏赐是政治的需要，由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劳皇室成员和勋臣，也要继续保证他们的支持。在1294年铁穆耳即位时，皇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在忽必烈时期得到的岁赐额金多4倍，银多2倍。④此外，铁穆耳还为不同原因给予一些皇亲巨额特殊赏赐，如1294年给三个驸马赐银的总数就超过了12万两。⑤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⑥1294年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报告：“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⑦第二年年初，中书省又报告忽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和勋臣的赏赐。①简而言之，由于后忽必烈时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质的影响，以宫廷赏赐形式出现的政治贿赂已成为元廷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为铁穆耳的政府反对增加税额，除借用钞本银之外无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元廷乃于1294年下令诸路平准库作为钞本贮藏的银936950两，除留192450两作钞母外，全部运往京城，显然是支付日常开支。四年之后，又借用了20万锭钞本。到1299年，元廷的财政形势更为恶化，花费的一半借自钞本。②借用钞本又转而极大地削弱纸钞制度的信誉，并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其程度远比13世纪80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剧烈得多。③⑤ ＇653＇《元史》，卷93，第2352页。
⑥ ＇628＇《元典章》，卷7，26a。
⑦ ＇653＇《元史》，卷18，第383页。
⑧ ＇653＇《元史》，卷21，第447页。
① 郑介夫的上书，见＇664＇邵远平《元史类编》，卷25，11a—22a。关于1291年法典的有关条文，见＇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第108—109页。
② ＇653＇《元史》，卷18，第388页。
③ 关于朱清、张瑄案，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田汝康：《蒙古统治者与中国海盗》。
④ ＇653＇《元史》卷21，第449页。拉施特说有11个相臣被捕，但是被国师胆巴（1230—1303年）所救。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向宫廷出售珍宝的商人的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