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第3节。
① 关于这几位卓越的儒家顾问的简略传记，见吴缉华：《论建文时的宰辅及其对明代政局的影响》＇571＇，载他的《明代制度史论丛》＇580＇（台北，1971年），Ⅰ，第159—166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24、426、911页。
① 关于方孝孺的政治思想，见克劳福德等编：《根据明初社会来看方孝孺》＇129＇，载《华裔学志》，15（1956年），第308—318页；沈刚伯：《方孝孺的政治学说》＇464＇，载《大陆杂志》，22，5（1961年3月），第1—6页。
① 黄章健：《读〈皇明典礼〉》＇246＇，载他的《明清史研究论丛》＇242＇（台北，1977年），第120—141页。
② 阪仓笃秀：《建文帝的政策》＇444＇，载《人文研究》，27，3—4（1978年），第10—14页；毛佩琦：《建文新政和永乐继统》＇373＇，载《中国史研究》，2（1982年4月），第41—42页。
①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8—27页。
① 黄章健：《〈大明律诰〉考》＇245＇，又《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岭》＇243＇，分别见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第187—190、258—259页；毛佩琦：《建文新政》＇373＇，第38—41页。
② 吴缉华：《论明代前期税粮重心之减税背景及影响》＇572＇，载他的《明代社会经济史论丛》＇583＇，1（台北，1970年），第76—81页；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95＇，载《历史研究》，10（1957年10月），第63—75页。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2—23页。
② 这一点是陈大卫（音）提出来的，见他的《燕王的篡位，1398—1402年》＇20＇，第36—38页。关于姚广孝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61页。
① 黄章健：《读〈皇明典礼〉》＇246＇，载《明清史研究丛稿》＇242＇，第122—127页。
② 吴晗：《朱元璋传》＇587＇，第160—162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9—11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355—1435年》＇146＇（斯坦福，1982年），第148—152页；又见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载《文史哲学报》，31（1982年12月），第44—51页。
③ 关于在《祖训》＇386＇中对诸藩王加以管束的条令和法规，见王崇武的《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中所引用的文章，第105—107、110—111页。关于《祖训录》中对藩王分封问题的详细研究，见黄章健：《论〈皇明祖训录〉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240＇，载《明清史研究丛稿》＇242＇，第31—56页。
① 关于这一点，又可见本书下面第8章有关择君与君位继承问题的部分。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6—28页；以及《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100—102页。
③ 吴缉华：《论建文时的宰辅》＇571＇，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Ⅰ，第166—169页；吴缉华：《明代皇室中的洽和与对立》＇582＇，载《明代制度史论丛》＇580＇，Ⅱ，第281—283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16—19页；阪仓笃秀：《建文帝的政策》＇444＇，第6—10页。
① 关于永乐帝生母问题的彻底讨论，见以下各种著作。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183＇，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3（1931年4月），第406—414页；李晋华：《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318＇，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1936年3月），第55—57页；吴晗：《明成祖生母考》＇590＇，载《清华学报》，10，3（1935年7月），第631—646页；S。J。萧：《明朝诸帝有蒙古人血统这一奇异理论的历史意义》＇462＇，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20（1937年），第492—498页；司律思：《关于永乐帝有蒙古先世之传说的手抄稿本》＇451＇，载《蒙古学会临时会议论文集》，8，《拉铁摩尔教授七十寿辰蒙文纪念论文集》（印第安纳，布鲁明顿，1972年），第19—61页。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4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东京，1966年），第33—36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6页；关于徐达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602页。
① 关于洪武帝任命朱允炆为储君（在1392年）之事，见上面注＇15＇。又见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44—46页。
②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17—20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19—21页。关于这些藩王的命运，详见张奕善：《夺国后的明成祖与诸藩王关系考》＇35＇，第51—55页。
③ 弗里斯：《姚广孝和尚（1335—1418年）与一个时代》＇178＇，载《远东》，7，1（1960年），第158—184页；陈大卫（音）：《燕王的篡位》＇20＇，第25—39页。
①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536＇，第2809、33—48页；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第53—58页。按，“靖难”之名来源于事后的一份关于内战问题的官方文件，它的标题就是《奉天靖难记》。这文件在燕王登极后不久就编了出来，目的在说明他之反抗朝廷和他之即位都是合法的。关于对这份文件的简明评价，见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中的序，以及王崇武：《奉天靖难史事考证稿》，第6—18页。
永乐统治时期
永乐皇帝通常被人们称为明王朝的第二位创立者。这个称号暗指他恢复了祖先的制度，否定前一朝代的统治；它还暗示这位皇帝采取新的主动行动扩充了帝国的版图。旧的制度和法令经过修改使得适合时代的需要，同时在一系列空前的帝国战斗中，明王朝的军事力量远逾中国本土以外。
永乐时代的特点反映了这位新皇帝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也反映了他个人对于帝国制度的看法。他是作为职业军人上的台，他对打仗有很大的兴趣，无疑受他的追随者的个人拥护。赫赫武功、北方边境的安全和政治霸权——这些形成了他对帝王形象的憧憬。但是，他也受过完全的经典教育，并且继承了一个足以很好地管理这个国家并支持他的范围广泛的军事活动的文官政府。出于实际的以及意识形态的理由，他强化了文官政府和一个有效率的及稳定的官僚政制。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进行足以夸耀的军事冒险。在他统治的时期，几乎在军、政两方面的所有部门都进行了革新和改动。甚至帝国的都城也迁移到了新址。
文官政府的这些发展与皇帝的全神贯注于战斗和建立巩固的政治霸权等方面的活动是并行不悖的，有时被这些活动所压倒。他讨伐蒙古人，并吞安南，和某些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和日本及其他海上邻国的贸易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去南洋和西洋进行伟大的探险——这一切都大大扩大了明国家的影响。
不可避免的是，皇帝所理想的帝国政府和军事扩张这两个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憧憬会发生冲突。因此，永乐的统治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发展。另外，虽然永乐帝在生前兼收并蓄地容纳了对立的理想和纲领，但是，他的这种处理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明朝各利益集团的这些互相冲突的想法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永乐之治和估价它在明代历史中的地位的线索。②政治的结构和政府的行政
军事贵族
永乐帝即位以后，他需要很快地巩固他的权力。他最初改组了军事领导，用创立一个新的军事贵族阶层并大量封赠爵赏的办法来支撑那些随他反对建文朝廷的军人们的忠诚。后来他也把这些特权同样封赏给了那些在远征蒙古和安南作战中有功绩的指挥官们。
1402年10月，即在皇帝追封在内战中死去的他的几位将军之后，他开始创立这一新的军事贵族阶层。他封丘福（1409年死）和朱能为公（1406年死）；封张武（1403年死）、陈珪（1420年死）和11位其他的人为侯；封徐祥（1404年死）、徐理（1408年死）和其他7人为伯。火真（火里火真，1349—1409年）原为蒙古的许多降将之一，后来参加了明军，他也被封为侯。除此之外，在南京陷落之时或陷落后不久即投向永乐帝的官吏中也有一人封公，三人封伯，这就是李景隆、茹瑺、王佐（1405年死）和陈瑄。1403年6月，又给其他九名品级较低的将军封了侯爵与伯爵，以酬报他们在内战中的劳绩。①永乐帝在他的统治时期继续对积有军功的军官封以同样的贵族称号。1408年8月，他封张辅将军（1375—1449年）为公，又封柳升（1437年死）为侯，因为他们平定安南有功；另外，他在1409、1412、1419、1421和1422年又分别对在对蒙古作战中有功的一些将军们封了侯爵和伯爵。后者包括某些蒙古的将军，如吴允诚（把都帖木儿，1417年死）在1412年封了侯爵；薛斌（脱懽台，1421年死）在1412年封了伯爵；以及薛贵（脱火赤，1440年死）在1422年封了伯爵。这些封赏表示，皇帝并不歧视他的蒙古族将领，认为他们也一样应该根据功绩得到奖赏。①皇帝就这样建立了一个世袭的军事贵族阶层，让他们成为他的军事建制的基础，同时成为他的征战中的主要军事领袖。这些贵族们并未得到特别高的俸禄：公爵每人2500至2200石禄米，侯爵每人1500至800石禄米，伯爵则为1000石；但是他们占据着有特权的品级，这种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得到的物质福利。他们享有皇帝的信任；他们作为皇帝的代表节制着最重要的部队；他们没有诸王子与之竞争，因为后者已被建文帝不费力地从军政职务上撤换了下来；同时，他们还不受文官的限制。 ②乍看起来，这种大封军事贵族之风很像洪武帝所推行的政策，但它们之间却有重大的不同。洪武帝所封的贵族大多数是他原来的战友们；他们享有很高的社会特权，自有一帮追随者，因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