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1961年3月），第1—20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年6月），第10、18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年3月），第81—84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年12月15日），第7—8页，和7，12（1953年12月30日），第21—27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北平，1930－1937年；台北1964年重印），Ⅰ，第426—428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页。
②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1（1956年），第79—101页，和2（1957年），第47—78页。
③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页。
①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年6月），第47—74页。
①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11，1（1960年3月），第102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年）第一编第4卷第576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月12日至25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①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物》，5，11—12（1955年），第7—53页。
① 7个州，3个县和32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张煌言《北征得失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1659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卷1，1967年），第3—4页。
① 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年4月），第158—164页；田大熊：《国姓爷的登陆台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年6月），第111—121页（最初发表于1938年）。
① C。E。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14＇，伊内兹·德·波克莱尔等编（台北，1975年）。
① 李腾帲В骸吨３晒Φ乃酪蚩肌罚�332＇，《文献专刊》，1，3（1950年8月），第35—44页。
② 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宇。关于安平郑氏宗谱，见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献专刊》，1，3（1950年），第54—64页。
① 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牌录》＇379＇（1732年序；1969年台北影印），1和2。
① K。T。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1942—1943年），第203—260页，引文在第203页。
② 吉川幸次郎：《进步的一种形式——关于宋以后中国的进步》，《朝日新闻》，1958年1月3日；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619＇（东京，1974年），13，第605—607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关的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俗学会通信》，84（1958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年），13，第617—622页。
① 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上海，1930年）。
① 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东京，1963年）。
② 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和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威斯巴登，1954年），第12—20页。
③ 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呼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404＇（东京，1961年），第340页。
④ 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228—229页，注3。
⑤ 译者按：应为11095册。
国史馆
从古时起，保存记录或档案就被看成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官方的历史编纂者（史或史官）就担任这一任务。①这种思想体现在某些儒家经典中。不管这些经典中描述的政府机构实际存在与否，它成了后代的样范，像这样的段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在中国历史上联系到官修史书被一再地引证。②7世纪前半叶，建立了史馆，成为独立的政府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写起居注和编实录，这是以后写前朝国史或正史的依据。①这种史馆在以后的时代继续起作用。
在明朝第一个皇帝的统治下，没有建立独立的史馆机构，而是将它并入翰林院。早在1367年，即朱元璋正式登基前一年，就任命了修撰、典簿、编修等史官。①1381年，史官的人数和品级，确定为修撰3名，从六品，编修4名，正七品，检讨4名，从七品。②明代自始自终继续任命这些官员，但人数根据编纂的需要而定。③例如，在1529年，编修和检讨定为各6名。④但有时多出许多。任修撰的常为一甲进士，任编修和检讨的常为二甲进士。①史官收集文献资料和编辑历史档案：
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上所下诏、敕、书、檄，谨籍而记之，以备实录。②按照传统，写详细的起居注，被认为是收集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四年，即1364年，就设置了起居注给事中。③据说像宋濂、魏观和詹同这样一些杰出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这表明朱元璋当初对它的重视。①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还表现在1367年给在职者以正五品的相当高的品级。②品级与当时的翰林院学士和六部郎中相同。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经过几次变动，在1381年起居注作者的官秩重新定为从七品。③若干年后，这个机构被撤消，这大概是在1393年之前，因为那年出的《诸司职掌》中没有提到它。
随着一篇由张四维（1526—1585年）起草、张居正（1525—1582年）呈递的奏议，1575年恢复了起居注的写作。这封奏议还包括关于如何指导史馆工作的详细建议，其中有些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来编入《大明会典》。④这篇文献提供了官修历史是如何进行的宝贵资料，应详细加以讨论。⑤张居正的奏议，跟大多数这类建议一样，提到古代的左著作郎和右著作郎。他强调，没有起居注，就得不到关于皇帝言行的可靠资料来编纂实录。而这就是世宗实录和穆宗实录的实际情况，这两部实录是在张居正指导下编纂的。⑥张居正于是提出八点建议：1。保存记录的方法。在史官的任务中，最重要的是写起居注。如果没有可靠的起居注，修史工作势必陷入依靠无法证实的关于皇帝行为的谣传的危险。担任侍讲的官员是最接近皇帝的人，因此宜指定他们每天轮流担任起居注的作者。大学士在与皇帝秘密商议后，应立即将必要的情况告诉起居注作者。他们还应抄下所有的圣谕、诏、旨、策文，等等，以及大学士的题稿。除此之外，应指定六名有经验和有学问的史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奏议编纂政纪。每一名官员应负责六部中一部的活动领域。这些官员不应担任其他任何职务，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旷职。
2。关于随侍皇帝的起居注作者在不同种类的召见中应选取的地方的规定。起居注作者应始终在靠近皇帝的地方，这样他才能清楚地看见和听到正在进行的一切。当皇帝与大臣进行秘密商议时，史官也许不宜在场，但在召见结束后，该大臣应立即将圣谕和上述商议用密封信报告史馆。
3。向史馆转送文献。大学士应命令将保存在内阁的内阁奏议和由“两房”⑦官员具稿缮写的圣谕、诏书、敕旨的副本送史馆。应复制其他政府部门的奏议和皇帝对该部门奏议的敕答。应将整个文献的副本送内阁，然后转送史馆。时政的讨论应编入各政府部门的奏议中。
4。忠实记录的重要性。由于起居注将是据以编纂实录的唯一资料，准确性比优美的文笔更加重要。皇帝的言辞必须逐字逐句地记录，而不要做文章。奏议的原文，只有次要的无足轻重的问题可以省去。只有因表达不清而难以理解的地方，才可以稍加修改。否则应一字不易地记录原文。要弄清楚因果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变更或修饰内容。必须严格禁止史官发表他个人的褒贬意见。
5。（这一段论述给史官提供工作的地方和设备，这里不讨论。）
6。妥善保管的处所。在古代，国史被称为石室金匮之书，① 因为它被妥善保管以备传诸后世。明朝也是这样做的。每月有一小箱，每年有一大箱。它们应被放置在东阁②的左右房。史官每月编成的草稿，应装订成七册，一册为起居注，六册为来自六部的材料。每册的封面应注明年月和负责史官的姓名。完成的册子要送大学士审查，放进一只小箱，用文渊阁的印章加封。到了年底，内阁和史官要打开箱子，取出各月的草稿，将它们放进一只大箱子，用同样的方法加封，从此不再开启。
7。（这一段论述缮写者应遵守的规则，这里不讨论。）
8。处理这篇奏议之前的事件。万历朝的头两年（1573和1574年）和第三年（1575年）的头几个月，起居注和六部奏议的原文，应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按照事实记录下来。
这篇奏议说明，在恢复编撰起居注以后，这些文献仅构成为编撰实录而收集的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