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它们发行通货可以不受控制，并且也不受其他的管制。个人或公司可以不直接向中国纳税，这不是由于任何特定的条约权利，而是由于税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试图通过外国法庭去征税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外国法庭执行其本国的法律。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自由地办学校，学校在选址、课程、教员的资格等方面同样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在治外法权的掩护下，武断的外国新闻界常常毫无限制地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吹毛求疵和不怀好意的批评。此外，还存在普遍的滥用权利，即非缔约列强的外国公民或臣民经过同意，受到具有条约权利的列强的保护，因此也不受中国法庭的管辖，例如，梅梅尔（Memel）、摩纳哥、波斯和罗马尼亚的公民，在中国时享有受法国领事管辖的权利。一个美国外交人员总结如下：“原来的不受中国法庭管辖的基本权利已经扩大和拓宽，进而包括除条约明确规定的事务外不受中国行政控制的权利。”①在上海、厦门和汉口的租界会审公廨中，治外法权的范围甚至扩大到形式上受中国法律和法律程序管辖的有关各方的争端。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在1864年经与上海道台达成协议后成立，在没有领事代表人的情况下审判租界内的华人犯法者，解决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民事要求以及外国人或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要求，这些事情根据不同条约的规定，都是在中国人的管辖内。由道台指定的一名中国地方官主持公廨。在那些缔约列强的国民为原告的案件中，缔约列强有权（1858年的天津条约第17款规定）让外国的“陪审官”作代表，他与中国的法官一起，将“调查案件的是非，公正地作出决定”。甚至在会审公廨在1911年被公共租界当局接管之前，中国地方官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除了纯属中国人的民事案件外，外国陪审官的影响是主要的。1883年的一件判例案件结束了地方官逮捕租界中华人的权力；在1903年的著名的《苏报》案件中，中国人从租界引渡“政治”犯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从1905年起，租界内的巡捕，而不是中国的“衙役”，执行会审公廨的命令和令状；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上海的工部局支配了法庭的中国地方官的任命和薪俸；外国的陪审官此时也正式审理中国人的民事案件。这种所谓的临时措施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法律依据，完全是以外国人对中国法律诉讼手续的所谓的不满为理由，它在1926年随着会审公廨的“移交”而归中国人控制时，才告结束。
1917年8月当中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奥匈帝国国民的治外法权权利就丧失了。与此相似的是，十月革命结束了授给俄国人的正式特权，首先是中国政府在1920年9月，关闭了在汉口和天津的摇摇欲坠的沙皇的领事馆和俄国的租界，其次是苏联政府自动放弃了治外法权（虽然没有放弃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没有武力——即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或至少没有缔约列强的默认——治外法权制度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下去。
武装力量
军事力量使外国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第52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1896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59000吨，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国28000吨，德国23000吨，美国18000吨。1908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的总吨数达到70000吨；有舰只33艘，其中装甲巡洋舰4艘，二级巡洋舰2艘，其他27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19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1900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纪末，作为租借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年至1919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至8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着15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世纪初期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3年有59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个国籍的连队）。1898年从中国夺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这个城市之外。①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人。有2100名官兵的四个日本营在1914年取代了山东的德国人，驻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沿线，直到1922年。他们得到人数众多的宪兵队的支持。1911年汉口的战斗，导致英、德、俄、日四国派军队前往该港口去保护它们各自的公民。除了日本兵，其余三国在1912年都撤军；日本的一个有500名士兵的营与几支特种兵分遣队在1922年前一直留在汉口。日本在辽阳的租借地内设大本营，通常在南满驻扎一个配备支援性骑兵和炮兵的满员陆军师。1920年，总数达10000名俄国和日本士兵的16个铁路卫队营，驻扎于中东铁路区和南满铁路区一带。这些铁路卫队的出现，是根据1905年俄日缔结的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虽然中国人曾经断言，他们在1905年12月签订的承认把辽东和南满铁路从俄国转给日本的协定中没有同意这样做。1920年，在满洲租借地的日本警察有811人，另外在南满铁路区和安东沈阳铁路区的警察有1052人。①像长江的炮舰那样，所有这些外国士兵和警察也许也不是难以对付的军事力量。即使他们的存在在中国被迫同意的国际协定（如辛丑和约）中，有一定的法律根据，但他们仍赤裸裸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在日本不顾中国人屡次抗议而占领了满洲和山东铁路区的事件中，更是确凿无疑的。比这种外国军事占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这也许是可以争辩的）更加重要的是，人们了解到外国在中国国土上驻军意味着什么：有治外法权的列强能够并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支持它们单方面认为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
① 詹姆斯·L。哈奇森：《中国通》，第20页。但是在一个许多“老中国通”并没有发现其本地烹饪技术举世无双的国家中，烹调标准饮食不仅仅有老牌子的优质L。＆P。酱汁。
② 有位于黄浦路的具有豪华设备的第一流旅馆礼查饭店、汇中饭店，位于法租界的密采里旅馆，位于西华路的日本的朋友馆和万岁馆。
③ 英国的上海俱乐部、德国的协和俱乐部和梅森俱乐部都位于外滩，乡村俱乐部在静安寺路，日本俱乐部在文监师路，以及与海员协会、外国青年会、海关和商团有关的较少排他性的俱乐部。
④ 哈奇森：《中国通》，第236页。
① 在体育俱乐部的行列中，还包括上海划船俱乐部、游艇总会、猎狐俱乐部（在乡下猎“狐”，狩猎时紧跟穿红罩衣的骑手，骑手散纸片为狩猎者指出狐的踪迹）、草地网球俱乐部、步枪射击俱乐部、棒球俱乐部等等。
① 日本帝国铁路：《东亚官方指南》，第4卷，《中国》；C。E。达温特：《上海，旅行者和居民指南》，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① 记载这些租约的协定，可见于约翰·V。A。麦克默里：《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第112—131、152—158页。
① 见B。A。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见罗纳德·S。苏莱斯基：《张作霖统治下的满洲》（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
① 见约翰·E。施雷克：《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
② 见L。K。扬：《1895—1902年英国在华的政策》。
①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2部分，第354—355页；《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2部分，第450—451页。
② 在1910年以前，大量集中在哈尔滨的满洲的大批俄国人口未包括在内；1909至1911年俄国公民突然增加，这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920年以后从西伯利亚突然涌入的无治外权、人数最后超过20万的无国籍“白俄”难民，也没有被反映出来。）类似的情况还有，青岛是德国人的外国居民，也没有列入，1910年他们共有4084人，其中2275人为军人和官员。海关的估计中没有把全部内地的传教士包括在内，驻华的外国军队完全未列入。
③ 不算满洲的大连和哈尔滨，中国本土有大量外国居民的城市，在1911年按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