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清了他的面目，好不容易透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自幼参加革命、一贯对党忠实的表面现象分析出了他的反动本质，并且周到地、严密地、逐一地、反复地、深入地、头头是道地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他自己也好不容易前后写了十几篇检讨，累计达三十多万字，比他在办公室工作八年执笔写的简报还多，最后，他终于写出了一篇连宋明同志也认为“态度还好，开始有了转变”的检讨，检讨中对他出生以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念头还有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类似把一根头发劈成七瓣的细密的分析，难道费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力量，这么多唇舌（其中除了义正辞严的批判以外也确确实实还有许多苦口婆心的劝诫、真心实意的开导与精辟绝伦的分析），只是为了事后把他扔在一边不再过问吗？难道只是为了给山区农村增加一个劳动力吗？根据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划分了类别，但这划类别只是为了督促他们几个“分子”罢了，并没有人过问他们的思想。他们是因思想而获罪的，获罪之后的思想却变成了自生自灭的狗尿苔（一种野生菌类）。好比是演一出戏，开始的时候敲锣打鼓，真刀真枪，灯光布景，男女老少，好不热闹，刚演完了帽儿，突然人也走了，景也撤了，灯也关了。这到底是什么事呢？是为什么呢？不是说要改造吗？不是说戴上帽儿改造才刚刚开始嘛，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但是，事情在发展，只是这发展与钟亦成的估计有些不同。钟亦成原来认为，所以费这么大力气批判，还不是为了弄清是非，还不是为了下一剂猛药，让他们回头，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和革命的队伍！批得严，是因为期待得殷切，恨铁不成钢，党对自己的儿女，不是经常抱这种态度的吗？但是，一年过去了，他愈来愈感到回到党的怀抱的前景是多么渺茫，而报刊和文件上正式出现了“右派分子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代理人”的提法和“地、富、反、坏、右”的排行。接着，到了“五一”、“十一”前夕，钟亦成他们被叫去与村里的地主一起去听公安人员的训话……
抽象地分析自己脑子里有些什么主义、什么观点、什么情绪，分析这些主义、观点、情绪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潮，具有什么样的严重得吓死人的危害性，这毕竟是容易做到的。不管有多么苦、多么涩、多么噎人，这毕竟是一个形体不那么固定的，可塑性很强的果子，虽然它的体积太大，简直无法吞咽，但是连拉带拽，连按带送，果子终于被点滴不漏地吞下去了。下吞的时候还有一种很有效的润滑剂，那就是钟亦成坚信党决不会把自己毁掉，决不会把一个痴诚的党的孩子毁掉。但是，许多的日子过去了，处境却一天恶劣于一天，现实的政治待遇，这就是另外的事了。他这个从儿童时候就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去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作殊死的斗争的孩子，到底是从哪一天起、为了什么、怎样代理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业务来了呢？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又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大本事，是怎样在解放了的中国大陆，在英勇坚强、令一切反动派胆寒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招募了、或是聘请了、任命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代理人呢？如果他们的代理人当真是如此之多，如此隐蔽而无孔不入，一九四九年何至于垮得如此迅速而且彻底？
算了吧，反正想也想不清楚。他苦笑了。劳动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你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胡思乱想。哪一个劳动了十几个小时，一顿吃了三个大眼窝头、半碗咸菜又喝了好几碗凉水的人还有兴致做这种政治推理和玄学遐想呢？铁锨、镰刀、窝头、咸菜……他的头脑已经为这些东西所充实。农民就是这样，他们委实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倾其全力，首先还是为了维持生活，他们的思想围绕着“怎样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得稍好一点”，稍一懈怠就有饥寒之危，而知识分子的境遇再不济，往往还是在维持生存的水平线之上，所以他们要考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活着干什么？我将如何活得更有意义？”所以要这样自寻烦恼，推其主要原因，还是吃得太饱，简单归结起来，两个字：撑的。
他这样想着，就再什么也不想了。他的眼皮已经像铅块一样沉重干涩，他的四肢已经像被拧上螺丝一样动弹不得。“算——了——吧，”他只来得及再苦笑了一下，还没等收到这个苦笑的面容，就睡着了。
算了吧，苦笑，香甜的安睡……这对于钟亦成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种新的体验。也许，这里头包含着一种新的动向，新的契机？也许，这却是消沉和沦落的开始！
……大风，深秋的暗夜里突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把钟亦成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下床去关紧窗子，看到窗前一亮。
他一惊，定睛一看，在离他的住地半里路的地方，在筑路工程队的厨房方向，正有火光和烟雾在风中一闪一闪。“不好！”钟亦成喊了一声。他知道，厨房旁边就是筑路队的仓库，里面不仅堆放着木材，而且还新运来一批炸药和雷管。如果灶火没有压实，如果大风把火吹到了炉灶之外，如果火苗在大风中飞舞，那么几分钟之内筑路队就会变成一片火海，筑路工人的生命财产、国家的修路材料就会被火焰所吞噬，并会引起全村的大火，而且，在这样的大风里，进一步引起邻村和山林的失火也是完全可能的。
钟亦成又喊了一声，不顾同宿舍的其他“分子”是否醒转，他跌跌撞撞地向着冒火的方向奔去。火光愈来愈大，厨房已经从内里着起来了。“火！火！火！”钟亦成失声大叫，惊醒了熟睡的筑路队工人，人们喊叫着，吵闹着，叮叮当当，敲钟的敲钟，拿洗脸盆的拿洗脸盆。厨房的门还锁得紧紧的，烟气从厨房中溢出，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钟亦成第一个冲到门前，顺手抄起一根圆木，“通”地一声，砸开了门，火和烟噗地向外一蹿，钟亦成的脸上、身上全都辣辣的，他顾不得自己，去扑打，去踩，去到火和煤渣上打滚……随后大队的人端着水盆，端着盛满砂土的篮筐，拿着唯一的一个灭火喷雾器跟上来了。一场混战，总算迅速地把火扑灭了。
直到把火彻底扑灭之后，钟亦成才感到钻心的疼痛，他这才发现，头发烧掉了一多半，眉毛已经全烧光了，脸上、背上、手上、腿上，到处都是火伤，到处都挨不得碰不得了，不，连站也无法站了，他的脚也烧坏了。他脸上做了一个那么痛苦的、歪扭的表情，没等呻吟出声来就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
“那天晚上，你跑到筑路队去干什么？”
由于严重烧伤，钟亦成被送到公社医院。他躺在病床上，看到病房的门打开了，下放干部的副队长、筑路队的一名保卫干部和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向他的床位走来，他心里感到无限的熨帖和温暖，他勉为其难地挣扎着坐了起来。然而，三个人走到他的床边，脸色是铁青的，肌肉是高度收缩着的，目光是呆板的，声音是冷冷的，他们张口了，说出来的不是对于受伤者的问候，不是对于灭火者的感激，他们开口提的是一个审案式的问题。
钟亦成谦和地回答了提问，“我看到了火光……”他说。
“你几点钟看到了火光？”
“不记得了，反正已经过半夜了。”
“过了半夜你还不睡觉吗？不睡觉你又干了些什么呢？”
“……我睡的，刮起了风……”
“刮起了风怎么别人没醒你却醒了呢？”
“你为什么不请示领导就往筑路队的仓库跑呢？那里有许多要害物资，你不知道吗？”
“你砸开厨房的门的目的是什么？”
“从昨天晚上六点到现在，这二十四个小时你都到了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证明人是谁，你详细地谈一谈。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怀着一种习惯的对于领导和对于同志的亲切、忠实和礼貌，钟亦成尽管全身疼痛，一天没有正式吃饭，体力和脑力都感不支，但他还是一一作了尽可能准确和详尽的回答。但是，问题仍是不停地提出来，一个比一个问得离奇，一个比一个问得莫名其妙，而且，明明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回答过的问题，隔上一会儿又从另一个人的口里从另一种角度、用另一种方式问一遍，所有的答话都被详细地记录，而且在挖空心思从他的答话里找矛盾，找碴儿……突然——多么迟钝，多么愚鲁——他明白了这些提问后面的东西，这是即使天能翻身、地能打滚、黄河能倒流也叫人想象不到的东西。他的两眼发黑，他的额头、鼻尖和脖颈上沁满了虚汗，他的嘴唇在哆嗦，鼻翼在扩张，手脚在发冷，但他终于还是喊出了声：
“你们问这些干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怀疑人？毛主席呀，您老人家知不知道……”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三个人异口同声发出了警告。然而，钟亦成已经听不见这警告了。天地在旋转，头脑在爆裂，身体在浮沉，心脏在一滴又一滴地淌血。他知道，他死了。
一九七九年。
灰色的影子：活该！
钟亦成：那么，按你这个聪明人的意思，你将眼见着起火而不管吗？你将任凭工人、农民、村庄、财产被火灾所毁灭吗？呸！
一九七五年八月。
钟亦成被再次遣送到农村“就地消化”已经又有五年了。下乡，劳动，和农民们共同吃一口铁锅里贴出来的饼子，这对钟亦成不但没有什么困难，而且是在这动乱和颠倒的年月里使他得以正常地活下去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过去的事大致被冻结了。有个别人问起来时，他淡淡地一笑说：“那是上一辈子的事了。”二十多年来的坎坷，他的体形、神态、举止都有变化。严酷的事实打开了他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