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之任也。若夫屏贵近，退奸邪，绝臣下之威福，强公室，杜私门，纠劾非违，肃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气，运行四时，条举纲维，着明纪律总百揆，平万机，求贤审官，献哥替否，内亲同姓，外抚四夷，绥之以和，镇之以静，涵养人材，变化风俗，立经国之远，图建长世之大议，孜孜奉国，知无不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书不可也。皇天以亿兆之命，县之于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爱下民，其道无他，要在慎择宰相，委任责成而已。陛下，元首之尊也。中书，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书则无以尊上，非御史则无以肃下，下不肃，则内慢，下不尊，则外侮。内慢外侮，乱之始也。上尊下肃，治之基也。故《虞书》载明良之歌，贾生设堂陛之喻，其旨岂不深且远哉！凡今之所以未臻于至治者，良由法无定体，人无定分，政出多门，不相统一故也。臣谓，诸外路军民钱谷之官，宜悉季中书通行迁转，其赏罚黜陟，一听于中书，其善恶能否，一审于御史。如此则官有定名之实，法有划一之规矣。又大臣贵和，不贵同。和于义，则公道昭明，有揖让之治；同于利，则私怨萌生，起忿争之乱。此必然之效也。诚能中外戮力，将相同心，和若盐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夹辅王室，协赞圣猷，陛下临之以日月之明，怀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权，执文武之柄，俾知法有定体，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运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职，各尽乃心，夫如是，天下何忧不理，国势何忧不振乎。虽西北诸王示觐天颜，东南一隅未沾圣化，其来庭之议，称藩之奏，可克日而待，不足为陛下忧也。所可忧者，大臣未和，公道未昭，群小流言，荧惑圣听，干挠庶政，亏损国威，摧壮士之心，钳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缄默为贤，以尽节为愚，以讦为忠，以直言为讳，是皆奸人敌国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巳，习以成风，将见私门万启于下，公道孤立于上，虽有夔皋为臣，伊周和辅，亦不能善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复有小人基乱之衅，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今大臣设有奸邪不忠，窃弄威柄者，御史自当劾之，乃其职也，百官自当论之，乃其分也。乌在无赖小人不为乡党所齿者，骤兴攻讦之风于朝廷之上乎！臣知国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于若辈之口也，惟陛下远之，则天下幸甚。
其三曰人才治本，选举之方宜审。臣闻君天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其来尚矣，盖天地间，有中和至顺之气，生而为聪明特达之人，以待时君之用，是以圣王遭时定制，不借才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臣愚以为，今之天下，犹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犹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才，犹古之人才也，顾惟陛下求之与否尔。伏见取人之法，今之议者，互有异同，或以选举为尽美，而贱科第，或以科第为至公，而轻选举。是皆一己之偏见，非古今之通论也。夫二帝、三王以下，隋、康以上，数千百年之间，明君睿后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辅，盖亦多矣，其丰功盛烈，章然着于天下后世之耳目者，迹其从来，亦可考也。或起于耕耘，或来于版筑，或猎于屠钓，或因献言而入侍，或由荐进而登朝，至于贤良方正、孝廉贡举之途，遭际万殊，不可胜纪，岂一出于第乎科！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数百年间，代不乏人，名臣伟器，例皆以科第进，岂皆一出于举乎！及遇合于君聚精会神于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论道佐时，宁复有彼优此劣之间哉。夫士之处世，亦犹鱼之处水，其取之之术，固有筌罟钓之不同，期于得鲂、得鲤，则一也。臣愚谓，方今取士，宜设三科，以尽天下之才，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进士历显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台省，咨询典故，一也。内则将相公卿大夫，各举所知，外则府尹州牧岁贡有差，进贤良则受赏，进不肖则受罚，二也。颁降诏书，布告天下，限以某年开设科举，三也。三科之外，继以门荫阀参之，可谓才德兼收，勋贤并进。如此则人春自励，多士盈朝，将相得人于上，守令称职于下，陛下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犹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诚欲措天下于泰山下安基，宗社于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才为急务乎！《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其斯之谓欤！
抑臣又闻，凡人臣进深计之言于上，自古为难。昔汉贾谊当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诸侯强大，将不利于社稷，譬犹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安上全下之计，莫若众建诸候，而分其力，可谓切中时病。然举朝皆以谊言为过，故帝虽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国连兵，几危汉室，谊之言始验于此矣。董仲舒当武帝穷兵黜武之时，重敛繁刑之际，一踵亡秦之覆辙，唯崇尚虚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为宜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大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调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鼓，又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纲，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谓深识治体矣。然当时皆以其言为迂，故帝虽纳之，而不果行。逮至季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帝于是发仁圣之言，下哀痛之诏，仲舒之言始验于此矣。向若文帝早从贡谊，武帝早用仲舒，其祸乱之极，必不至此。汉之为汉，又岂止如是而已哉。洎乎有唐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纳谏为心，而魏征之伦，耻其君不及尧、舜，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听无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较德，优迈前主矣。
臣诚才识驽钝，不足以比拟前贤，如霄坏泾渭，固自有间，然于遭逢圣明，诚诚恳恳，志在纳忠，其义一也。臣清以人身之计言之，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时变于上者也，在修人事以应之，故祁寒则衣裘，甚暑则服葛，非人情恶常而好变也，盖亦理势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康宁其身而已矣。国计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谓三本之策，若施之于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于陛下守文之时，诚得其宜。此天下之公论，非臣一人之私意也。
书上，事虽未能尽行，时论韪之。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使，迁祜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时中书、尚书二省并立，世厌其烦，欲合为一，集大臣议之，祜还朝，特命预其议。阿合马为书平章政事，欲奏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因罢中书省，惧祜有异同，许以祜为尚书参知政事。及入议，祜极言中书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罢；三公古官，今徒存虚位，不须设。阿合马怒其忤已，除祜佥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西凉隶永昌王府，其达鲁花赤乃总管为人诬构，王欲悉致之法，祜力辩其冤。王怒甚，祜执议弥固，王赤寻悟，二人皆获免，持祜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朝廷大举代宋，遣祜佥山东民军，民闻祜来，皆曰：“陈按察来，必无私。”于是逃匿者皆出。应期而办。十二年，授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属吏闻祜至，多震慑失措，祜因谓曰：“何必若是。前为盗跖，今为颜子，吾以颜子待之；前为颜子，今为盗跖，吾以盗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饬，不敢弄法。
十四年，迁浙东道宣慰使。时江南初附，军士俘温、台民数千口，祜悉坪还之。未几，行省榷民商酒税，祜请曰：“兵火之余，遣民宜从宽恤。”不报。遣祜检覆庆元、台州民田。及还至新昌，值玉山乡盗起，仓猝不及为备，中流矢而卒，年五十六。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颍川郡公，谥忠定。父老请留葬会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祜能诗文，有《节齐集》。
三子：夔，芍陂屯田万户，在扬州闻祜遇盗死，泣请行省，愿复父仇，擒其贼魁，戮于绍兴市，累迁朝列大夫、庆元路治中：皋、姡В允桃撬就ㄊ律崛恕Ｋ锼悸场⑺记Ｋ悸诚众橥吞锿蚧Аｌ锏芴煜椤�
思谦，少孤，警敏好学。天历初，丞相高昌王亦都护举思廉，时年四十矣。召见兴圣宫。明年，授典宝临经历，改礼部主事。首言：“教坊、仪凤二司，请并入宣徽，以清礼部之选。其官属，不当与群臣并列朝会，宜置百官之后，大乐之前。”诏从之，而二司隶礼部如故。
至顺元年，拜西台监察御史，条上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结人心，三曰崇礼让，四曰正纲纪，五曰审铨衡，六曰励孝行，七曰纾民力，八曰修军政，先是，关陕大饥，民多鬻产，及归皆无地可耕，思廉请听民倍值赎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贫者获已弃之业。从之。监察御史李扩行部甘肃。金州民刘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称流民王延禄，非海延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财。扩听之。酷刑拷其父。思谦劾扩逆父子之伦，坏朝廷之法。遂抵扩罪。
明年，迁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监察御史，首言：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较之至元三十年以前增数十倍，至顺元年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宜节无益不急之费，以备军国之用。”又言：“军站消乏，佥补则无殷实之户，接济则无羡余之财，倘有征行。必括民间之马，苟能修马政，亦其一肋也。今西越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宜设群牧使司，统领十监，专治马政，并畜牛羊。”又言：“铨衡之弊，入仕之门太多，黜陟之法太简，州郡之任太淹，京朝之职太速。设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后增设衙门冗滥不急者，从实减并，其外有选法者并入中书；二曰参酌古制，设辟举之科，令三品以下各举所知，得才则受赏，失实则受罚；三曰古者剌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盖使外职识朝廷治体，内官知民间利病，今后历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