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美国使馆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大使出行从来都是最高机密,全部依靠直升机。据说使馆区内还有鱼鹰飞机那种武装军用运输机起降的停机坪,很可惜我们没有被允许参观。
采访结束后,我们还想补一个来到美国大使馆的镜头,需要拍一个标志性建筑。新闻官和安全顾问带我们到使馆大门口,主楼上有一个白头鹰徽章。经过再三商量,我们终于获准在这里拍摄,只是画面依然被限定在我和徽章。我们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使馆的人走来走去,草坪还有人健身运动,都是很鲜活的画面,却不能拍摄。
所有镜头拍完后,我们在面包车里等了快一个小时,等他们审查完所有镜头,才能离开。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和一个女安保人员闲聊了一下。她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在大使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从来没有离开过“绿区”。她告诉我,有时候从机场来的路上,从车窗往外看,会看到一些街景,但是巴格达的市场、街道、人民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许多在伊拉克的美国人都和她一样,不接地气,藏在这个被包裹起来的小天地里。
这位女安保人员和伊拉克人唯一打过的一次交道,是经历了一次火箭弹爆炸。当时她正在使馆院子里走,突然听见脑后传来尖锐的声音,训练有素的她立即明白这是袭击,于是赶紧两手抱头趴在地上。那个火箭弹在她前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这就是她与“绿区”外唯一的一次“交流”。
后来,我们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时,仍是同样的一套程序,各种限制,各种安检,甚至更加严格。
两次进入“绿区”采访的见闻令我很感慨,一场战争打完十年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核心政府部门,却依然龟缩于这样一个被圈起的区域,每天都经过重重安检才能开始上班,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觉安全一点。
这样的政府,怎么可能正常地运转呢?几百位伊拉克的议员,又如何在铁丝网、防爆墙内,代表人民行使职责呢?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大使馆,躲在小小的城堡里,如何行使外交职能呢?顺便说一句,中国大使馆可没躲在“绿区”里,对自身安全也有很大的把握。这让我们觉得挺扬眉吐气。
“绿区”这个怪胎,宛如十年战争未曾愈合的伤口,横亘在巴格达市中心,诉说着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正常化,依然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中的无奈与悲怆。
2013年3月11日,我在“绿区”采访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马利基对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工作很乐观,并称伊拉克的大环境是安全的,希望“能在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范围的合作”。马利基对我提出“伊拉克局势不稳定”的问题回答说:“有人想要把危机引入伊拉克,这正是让我们担心的。”在谈到中国产品的时候,他希望能把中国好的东西带到伊拉克。
4.遭遇连环爆炸
刚到巴格达,我们就听到一个说法:这里的爆炸是有规律的,“五天一小炸,半个月一中炸,一个月一大炸”,特别在一些敏感日期,比如战争爆发日,萨达姆被捕日,萨达姆行刑日,或是一些宗教节日和重大庆典,往往会有重大的恐怖袭击爆炸发生。这个规律,是伊拉克人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爆炸接连不断,伊拉克政府也在想办法应对。据说,在教派冲突和恐怖袭击最顶峰的时期,巴格达全境有将近4000个检查站,基本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检查站都有军警,他们拿着声呐探测仪,检查每辆经过的车,多少给恐怖分子的行动增加了难度。
我们猜测,恐怖分子可能将炸药化整为零,每天想办法运一点进城积攒起来,攒到一点,就来一小炸,攒到更多时,就弄一个汽车炸弹。很多恐怖袭击都是自杀式爆炸,自杀袭击者也是需要时间培训的,并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等着,一个个气宇轩昂地走上不归路。所以,这些时间周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律。
战后伊拉克,一直笼罩在各种恐怖袭击的阴云中。鉴于这种情况,巴格达警察局成立了一支持殊的部队——拆弹部队(EOD)。队员的年龄从十八九岁到五十多岁,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是被稍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所吸引。五年来,已有两百多名队员牺牲。图为摄像荣欣在拍摄拆弹部队演习。
按这个规律,我们在伊拉克要待25天,难保不会遇上爆炸。虽然我们非常警惕,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周年纪念日前,我们还是遭遇了连环爆炸。
3月14日,我正在共和国大街上采访伊拉克市场的变化,突然收到领队潘林华的短信:注意安全,早点回饭店。回到饭店才知道,刚才在“绿区”旁边,发生了三起连环汽车爆炸。共和国大街与“绿区”仅有一桥之隔,三到五公里,但我却没有听到爆炸声,可能当时正专心采访,也可能大街上人声鼎沸,掩盖了爆炸的响声。
当时,我们紧急决定在《晚间新闻》《国际资讯》和《环球视线》中,报道这个消息。伊拉克当地电视台已经在现场直播,三起连环爆炸一起在司法部大楼,一起在外交部大楼旁边,另外一起在餐馆,许多消息都在陆续发布。我们央视驻伊拉克记者站就在“绿区”旁边,驻站记者孙虎打电话来说,办公室的玻璃被震碎了,他们都感觉到了爆炸的强大威力,也看到了浓烟升起。
我们住的饭店与“绿区”一河之隔,可以看到一架架反恐部队的直升机,在“绿区”上空盘旋。隔河遥望,几处爆炸的地方,有烟尘骤起。我们立刻派一路记者直奔现场,可是刚到达通往“绿区”的桥边,整条路就彻底被封了,所有交通陷入瘫痪。伊拉克处理爆炸现场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封锁周边的速度。
孙虎作为常驻记者,有一个特别通行证,最后他决定步行40多分钟,将他拍摄的画面拿到我们酒店,通过卫星传输线路做报道。当天晚上,我们在几档新闻节目报道了这次爆炸。
那天是我在重返伊拉克的20多天里,第一次出现在央视荧屏上。报道结束后,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人突然反应过来,水均益又回伊拉克了!许多同事和朋友都表示慰问,让我们注意安全。那一晚,我仿佛又回到十年前的战乱岁月,只是,所面对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恐怖分子的炸弹。
这显然是一个信号,我们都觉得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通过阿布的内部关系,我们了解到,那天的爆炸事件实际上相当严重。
一辆汽车冲过司法部门口的检查站,一直冲到司法部大门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三名恐怖分子,端着冲锋枪对安保、军警和普通办公人员,一路疯狂扫射。他们冲进大楼之后,留在汽车里的人就把炸弹引爆了。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三名恐怖分子各自占据了大楼的一二三楼,几乎同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背心炸弹。
紧接着,外交部大楼外,和伊朗大使馆前面的餐厅,也相继出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三起爆炸事件,每一起都造成六七十人死亡。如此严密的设计,可见恐怖分子有很周详的计划。
这次爆炸让我们整个报道组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领队潘林华马上召集我们开会,大家商量如何应对。但接下来的几天,意外地平静。直到3月19日,我们的《伊战十年》专题片制作进入收官阶段时,没想到,一段爆炸的画面竟会意外地撞入我们的镜头。
3月19日,我们决定在饭店房间里偷拍对面的“绿区”。因为纪录片最后一集《伊拉克的未来》涉及到对“绿区”的报道,但我们几次去“绿区”,都没有获得拍摄许可,没有出镜的画面。而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绿区”在河西岸,开窗即可拍到“绿区”,此前,摄像荣欣曾为拍摄底格里斯河的落日余晖,给我们惹了个麻烦。
那天,荣欣采访回来,正好赶上夕阳西下,底格里斯河波光粼粼煞是好看。他一下子有了创作冲动,就把摄像机架在房间窗口上,设定了“逐格拍摄”,然后和我们一起在房间里商量工作。
在拆弹部队(EOD)的工作现场,我手持小摄像探头客串了一把摄影师。我握在手里的东西,是摄像荣欣的秘密武器——高清袖珍小摄像探头。在重返伊拉克采访中,它派上了很大用场,在一些不允许拍摄的场合,我们偷偷用它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画面。
突然,有人用力地敲门。一开门,只见饭店经理带着五六个人,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开门见山问道:“你们是不是在拍对面的‘绿区’?”
我们答道:“是的,我们在拍一个落日的镜头。”
经理声色俱厉道:“我们接到对面的电话,说有人在瞄准‘绿区’,让我们赶紧过来检查一下,必须立刻停止。否则对岸就会派人来收拾你们。”
荣欣赶紧把摄像机拿下来,将拍摄的画面倒放给他们看:“你们看,拍的确实是日落的镜头,没有拍‘绿区’,没有瞄准某个具体位置。”他们检查过以后,表示会向对岸汇报。
他们走后,荣欣长舒一口气,惊魂未定道:“咱们在这儿拍,对面全能看到?”
我说:“废话,对岸都是什么人?美国大使馆,那是吃素的!你那摄像机的镜头一闪一闪,用肉眼就很容易发现了,更不用说高倍望远镜之类的设备了。”
这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许不再是萨达姆独裁统治下的高压,或许现在的政府是为了反恐为了安全,但今天的伊拉克,依然是一个被各种各样的眼睛高度监视下的国度。
为了能顺利地在酒店房间里拍到“绿区”,我们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首先关上窗户,我拿着我们制作的“绿区”示意图,向观众解说。然后,打开百叶窗,镜头在外面扫一遍,我配合着解说,哪里是总理府,哪里是共和国宫,哪里是美国大使馆。迅速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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