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峒笆惫刈ⅰ：罄矗抖绞笨铡反�2月10日开始，开辟专栏《直通巴格达》，每天约好半小时，我和在北京演播室的白岩松连线。后来挺多人跟我提起这个栏目，都觉得很成功、及时而且直观。
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冀惠彦跟我搭班，康锐和陶冶搭班；杨小勇负责所有通讯线路的保障。每天早上8点起床，讨论好选题吃饱早饭；9点，各自出门，卖力地采访去！山雨欲来、战云压城的巴格达，民生百态都是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大规模直接介入国际新闻报道的开始。战争打响前后，除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派出庞大阵容外，还出现了一些地方媒体，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记者有40名左右，祖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各占一半。中国观众几乎每天都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战争的进展，战事消息传播之快，是以前历次战争所没有的。
我和新华社前同事、资深记者张兰华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合影。伊拉克战争打响前后，中国派出了自己的战地记者，其中出现了几名引人注目的女战地记者，张兰华就是其中之一。张兰华是新华社于2003年派往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的增援记者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在巴格达和安曼的78个日日夜夜里，张兰华始终战斗在报道工作的最前沿，用90多篇新闻报道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全面、真实的伊战现场。
这使我回忆起1998年来伊拉克采访的情景。当时，我和冀惠彦等人来伊拉克报道武器核查，那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到事发现场，参与国际新闻报道。在此之前，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我们所做的国际新闻报道，都是编译国外媒体的资料，没到现场采访，缺乏第一手资料，也就没有发言权、缺乏权威性。1998年我们到伊拉克，是第一次以中国记者的视角报道伊拉克局势，当西方媒体的记者看到我们时，还很不礼貌地将镜头对准我们，大呼小叫地表示惊奇，说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在新闻现场看到中国媒体。
2．“中国伟哥”贿赂新闻官
伊拉克当局对各国媒体在当地的采访报道，有一套严格的管理规定。全球媒体参与的“新闻大战”，成了伊拉克新闻管理部门的滚滚财源。
伊拉克新闻部下属有一个部门，叫“国际媒体管理中心”，规定所有的外国记者到伊拉克，都必须去那里报到、登记、办采访证。管理中心下发的临时采访证，相当于有效期10天的签证，10天过后如果要延期，就需要再申请、再交钱。若有记者报道了伊拉克当局不喜欢的“负面新闻”，等采访证过期后，管理中心就不再延长，等于变相驱逐出境。
新闻中心的“老大”叫穆赫辛，一位西装革履、中等身材的伊拉克人。无论多么大牌的记者，哪怕是CNN著名的战地记者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尼克·罗宾逊，跟他打交道，也得下本钱。
大权在握的新闻中心，十分腐败。记者在当地采访，必须有一个官方派出的所谓“陪同”跟随，实际上就是伊拉克当局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探子，专门监视记者的一举一动。电视记者在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做现场、越洋的连线报道，只能在新闻中心配楼二楼的楼顶平台上，给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空间，让你画地为营。但是这块空间必须由穆赫辛批准，不用说又得花钱，一个是非常昂贵的“明码标价”，一个是相对便宜的“私人关系价”。私人关系靠什么建立呢？当然，还是塞钱。
慢慢地，各式各样的帐篷成为那个楼顶别样的风景。我们去了之后，先用欧洲广播电视联盟的帐篷，后来我又让伊拉克雇员阿布去租了个专属我们CCTV的小帐篷。至于地块的价钱，就由我去跟穆赫辛谈。
穆赫辛是萨达姆时代典型的“蛀虫”，虽然只是个中等级别的办事员，但那个时候，所有外国记者都得拍他马屁。比如你想在新闻发布会上找一个好机位，或者在密密麻麻的记者群里得到一个提问机会，就得给他“上供”。他火到什么程度？过生日时，办公室里记者们送的花儿有十几把，蛋糕成摞地堆在那儿，想贿赂他的人，每天络绎不绝。
从安置帐篷，到安放海事卫星，再到联系采访伊拉克官员、联系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我多次跟穆赫辛打交道，也就熟识了。时间长了，隔三岔五，你不见他，他还想你呢，常常派人来找我，老远就喊：“Shui； Morhsin wants to see you．（水，穆赫辛想见你。）”
我一听，坏了，又得“出血”了，就揣上50美元去了。闲聊片刻后，他用阿拉伯的握手方式道别，我就从兜里把手拿出来，手心里捏着美元，说：“哈比比（阿拉伯语，‘亲爱的’），那就非常感谢了。”一握手，他就从我手里把那50美元给拿走了。
有一次，穆赫辛又派人来叫我，我正想找他帮忙联系采访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探听紧张局势下萨达姆高层的口风，便一路小跑到他办公室，只见他神色诡异：“哎，水，过来！”
我凑过去，问：“什么事儿？”
穆赫辛压低了声音问：“你们中国有‘伟哥’吗？”
我一愣，心想，嗨，这个可真没有！但我有求于他，只能咬牙说：“有！”
他怕我没明白，又解释道：“就是你们中国的中药，那种东方的，能激发人的……”
我斩钉截铁地说：“有、有、有！”
穆赫辛立刻兴趣盎然：“那你给我弄点儿。”
我满口答应：“行！没问题。”接着提出交换条件，“副总理的那个采访，你是不是能……”
他很豪爽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003年我们刚到伊拉克时，租用的是欧洲广播联盟（EBU）一个直播服务点的帐篷。这是我和欧广联的摄像师在谈工作。在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这个异常昂贵、明码标价的平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家电视媒体，都在自己“购买”的一个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里画地为营，抢着搭建帐篷，有时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
回去之后我就犯了愁，跟冀惠彦嘀咕：“穆赫辛跟我要‘伟哥’，咱上哪儿给他弄去啊？”回绝他肯定不合适，我就想，能不能糊弄他一下。
我问冀惠彦：“你带的药里边，有没有上面没英文字，也没中文字，人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的？”冀惠彦是个特别细心的人，他给我们报道组成员准备了一个常备药箱，每天早上都会敲门，给每个房间送三片黄连素，预防水土不服闹肚子。
冀惠彦想了半天说：“有种藿香正气胶囊，把盒儿拆了，里面的胶囊上没字儿。”
我有点担心，问：“这个药吃了，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冀惠彦笃定地说：“就是调节肠胃、防止上火，没什么副作用。放心吧，不会有事。”
于是，我揣着藿香正气胶囊，钻进穆赫辛的办公室。他一使眼色，问：“怎么样？”
“嗯，”我点点头，很神秘地说，“马库姆什盖勒（阿拉伯语，‘没问题’）！”
当时穆赫辛办公室坐着一些找他办事的人，他招呼我先坐下，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打发那几个人。等他把人都支走了，我既矜持又神秘地把药塞给他，说：“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一次两片儿。”我还是有些担心，怕他吃多了会出什么问题。
接下来两天我都没敢见穆赫辛，一方面忙于采访，另一方面我也心里没底，生怕这家伙识破了大发脾气：“水，你怎么糊弄我，完全没有效果啊！”
到了第三天，我路过他办公室门口时，被他给堵住了：“水，过来过来！”
我心想，坏了，露馅儿了！硬着头皮走过去，他一下子把我逼到办公室拐角，表情诡异。也不知是福是祸，我心里直打鼓。
他终于开腔说：“那个药……”我没敢吭声，他又酝酿了一下，说，“那个药，呃……”
我试探着问：“怎么样？”
他咧嘴笑了，说：“Very very good！”
我当场就傻眼了，心想，不会吧？！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真的吗？”
“Very strong（很强）！”他满意地说。
这件事我回去给冀惠彦讲，给其他同事讲，给很多朋友讲，每讲一次大家都捧腹大笑，谁也没想到在中国普普通通的藿香正气胶囊，到了伊拉克竟然会产生奇特的功效。
2013年重返巴格达时，我很想见见穆赫辛，间问他Chinese Viagra（中国“伟哥”）真的有用吗？那不过就是我们中国调节肠胃、预防上火的一味很普通的药啊。但是阿布告诉我，穆赫辛退休了，几乎没人见过他。很多萨达姆政权时期的风云人物，十年后即使没被清算，也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没有位置了。当年他们大肆敛财，可能也是因为时局动荡，以至于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吧。
托“中国伟哥”的福，我如愿采访到了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阿齐兹是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风云外交官，他英文很好，长袖善舞，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人、英国人和联合国的人打交道时，总是气场很足，常常一个人舌战群雄。阿齐兹身处伊斯兰教国家，却信仰基督教，是萨达姆政权里一个很另类的人物。
后来，萨达姆被推翻之后，我在《国际观察》栏目里还报道过阿齐兹受审。人在台上和在台下完全是两回事，从萨达姆身边的红人沦为战后的阶下囚，阿齐兹整个人的精气神一下子就泄了，坐在法庭上的他满头白发，一夜之间仿佛老了30岁，畏缩潦倒，不复往日的神采飞扬，令人唏嘘。
阿齐兹到中国访问过几次，我采访过他两三回，也算“老相识”。那次采访，他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他内心里已经坚信，美国迟早是要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