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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实在堵得慌，也哭了起来。
老廖和老胡把明妮拉起来，我们一起返回校园。老胡把皮垫子套在肩膀上拉着拖车。
我们在厕所里洗了洗脸，然后顺着走廊回到校长办公室。大刘在屋里，坐在沙发上，茫然地翻着他的小课本。看见我们走进来，他抬起眼睛，沉默地凝视着明妮。
她坐了下来，把婉菊自杀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了。”
“我真是个白痴。”她说。
“不要太自责了，明妮。是日本鬼子杀害了她。”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带任何感情。
“我今天没法上中文课了——脑子里满满当当的。”
“我明白。”他说。
“安玲，别走。”明妮恳求我。
于是我留下来，我们一起商量请愿怎么进行。素芬刚刚向大刘报告，她现在已经看见儿子四次了。那孩子告诉她，囚犯们常常被送去拆房子，并在城外修建一座桥，全不管他们中间很多人病弱得再也干不动活儿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两碗高粱米粥，外加几块咸萝卜或芥菜疙瘩。一个星期才能吃一次大米。他哀求母亲设法快点儿把他救出去，不然他会死在里边的。她答应儿子一定救他出去，可其实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还请她带点儿吃的东西给他，她也同样没有办法弄到。
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请愿，共有七百零四人登了记。我们决定把名单交给楚医生，希望他能转送到负责这类事情的有关部门。
十九
明妮和我带着请愿书到日本大使馆去见福田。一到上海路，我们就看到街道两旁冒出了很多简易商店，大多是用胶合板和波纹铁皮搭起来的，有很多不过是些一个人经营的小摊子。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里摆出来换钱，或是以物易物：门板、窗户、油灯、铁炉子、家具、小石磨、炊具、乐器、衣服和旧书旧杂志。至于食物，有烙饼、油条、豆腐、蔬菜、鸡蛋、猪肉和猪下水……所有东西都比日军占领前贵了五六倍。我花了七块钱给丽雅买了一只熏鸡，她流产以后身体一直虚弱，经常咳嗽，没干什么就大汗淋漓。“这简直就是吃银子呀。”旁边一个老妇人不住嘴地说，斜眼看那小贩用油纸包起了我买的鸡。我没搭腔，觉得那钱反正可能会继续贬值，还不如现在花掉合算。
城里各处守卫森严，只要没有身份证的，不管是谁，都马上被抓起来。日本兵会把人们身上所有值点儿钱的东西都抢走——一包香烟、一支钢笔、一把口琴，甚至衣服上的一个铜扣子也给拽下来。看到像是当过兵的，他们便仔细搜查，剥去他们的外套和上衣，让他们伸平胳臂。要是谁有个种过牛痘留下的疤痕，就会被他们扣留，认为那是弹片留下的伤疤。日本人似乎很害怕，尤其对游击队感到头疼，游击队会袭击他们在乡下的据点，阻断他们的运输线。最近以来，火车出轨的事情发生得很多，弄得火车总是晚点，有时候一连三天都没有去上海的火车。更为麻烦的是，游击队么，作战是不按正规军作战常规的，他们会没日没夜地突击小股日军，在偏远地区炸他们的碉堡，伏击他们的车队。时不时地从城外十来里地一带传来炮火声，仿佛又有部队来攻城一般。与此同时，尽管更多的西方外交官已经返回南京，但根据新政府的规定，不允许外国人，更不允许中国人离开南京。
在日本大使馆附近，一家鸦片馆挂出一条横幅，上面大书“官土”。鸦片曾经在这里是被禁的，可现在什么都可以合法出售了。显然，大多数商品是从安全区以外的地方抢来的。日本兵抢过的民宅，当地老百姓会进去再次搜刮，把有用的或可以卖的东西统统拿走。打劫成了很多人的谋生办法了，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在安全区里边做生意，相对安全一些，所以大多数小贩都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卖。
福田友善地接待了我们，但他解释说，还是找不到明妮在一月底交给他那名单上的任何一个男人或孩子。一个穿着花色和服和木屐的年轻日本女子，端着一个放着一把陶茶壶和三个茶杯的茶盘走进来。茶上过后，明妮对福田说：“我们刚刚在模范监狱里看见了很多老百姓。”
“真的吗？”他一脸难以相信的模样，眉毛都拧到一起了。
“千真万确。”明妮说了素芬儿子的事情，“她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十二月五日被抓走的。他告诉他妈妈，监狱里还有很多男孩子。”
福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在一个扁鱼形烟灰缸上磕了磕手里的香烟。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道：“我以为那地方是个只关士兵的地方。好吧，我们会调查的。请更详细地描绘一下那个孩子。如果他在里边，我会尽力帮他出狱的。”
“那我就这么告诉他母亲了。谢谢你。”
“魏特林小姐，”福田瘦瘦的脸红了，像是带着复杂的感情说，“我是想帮忙的。希望你能相信，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能力。”
“我当然相信。”
我知道明妮并不完全信任他。他也许会同情那些可怜的女人们，但考虑到他作为一名使馆官员，他本人不太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另外，这类事务必定掌握在军方手里，可是当明妮问他，他却只说他不清楚谁管这件事。也许他根本不想把我们的请愿书交上去得罪军方。这也就可以表明，他并没有很深地介入此事。
我们再次谢谢他后，就离开了大使馆。我对福田的谦恭有礼，印象很好，不过，我和明妮现在对他会不会把请愿书交给上司更没有信心了。他总是公事公办得像戴着一张无法看透的面具，仿佛任何事情他都没有感觉。我从来没见到他那张脸有彻底放松的时候，弄得我连他的年龄都无法确定——也许不到三十岁，但也有可能已经快四十了。
我们沿着天津路往南走。这一带虽然在安全区范围内，很多房子却已成了一堆瓦砾，有些房子虽还没倒，也已经没了房顶。好多电线杆子也不见了。几座大楼已经只剩下个大骨架子。在汉口路的街角，我们看见一辆人力车拉着两个日本兵，其中一个让车停下，吩咐车夫去干什么，只听他喊着：“号古酿，多多油！”一开始我没听懂他说的什么，然后醒悟过来，他说的是：“好姑娘，多多有！”那中国车夫摇摇他满脸汗涔涔的脑袋，连连摆手，说他不知道上哪里去找“好姑娘”。一听这话，一个日本兵跳下车来，几拳打在那人胸脯上。“哎哟！哎哟！”那人哀号道，“我实在不知道上哪儿找她们啊！你就是把我打死，我还是不知道哪里有姑娘。她们都跑了。”
明妮大步冲了过去，我紧跟在她后边。另一个日本兵一看见我们，就发出一声喊叫，他的同伙一听就突然住了手，又坐回人力车。他俩令车夫赶快走，那车一阵风地在街角打了个转儿，一下子不见了。
我俩继续向西走。快走到我们学校时，远远地我们看见了约翰·马吉——他的吉普车停在大门旁。我们赶快朝他走去。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头上的软呢帽歪了。“你们好啊，明妮和安玲，”他说，“我带来些奶粉，还有一筒鱼肝油。”
“太谢谢了。”我俩一齐说。
路海正忙着卸车。他说：“这里的孩子们正需要这些。”
明妮告诉马吉：“我们的粥场已经成了一件头疼的事了。这里的孩子大多数都营养不良，所以奶粉和鱼肝油正好给他们补养一下。”
“我们刚弄到一卡车，”马吉说，“等分配完了，要是还有剩余的，我就再给你们送一些来。”
“那可太好了。先谢谢你啦。”
牧师开车离去了，留下一股尘土和尾气。他现在开了辆新吉普，旧的那辆道奇被日本兵偷走了，这一辆是从一个日本军官手上买来的，只花了一百六十元。马吉给我们的那辆破车还在，但已经发动不起来了，明妮说，不值得花钱去修了。
明妮对路海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厨子每次做饭往锅里倒米的时候我都看着，可是粥还是和过去一样稀溜溜的。”
“我们不是有豆子吗？”
“有，有三十麻袋。”
“往大米里加些豆子，那样粥会稠一些。”
“好主意。我明天就让他们开始加。”
我们刚刚从安全区委员会那里得到一些绿豆和菜豆。由于营养不良，有些难民出现了浮肿，所以在普莱默·米尔士的反复申请下，从上海方面弄到了六十吨豆子。得到了豆子，再加上马吉给的奶粉和鱼肝油，我们都高兴不已。不过，明妮不让路海插手分发奶粉和鱼肝油，也许是担心他可能会送一些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于是她要我负责这事，我当然很乐意干。
几天之内，大多数妇女不再抱怨粥太稀了，因为加了豆子，粥就稠多了。不过，明妮对粥场的贪污问题依然不能释怀，只要略一提及，她就会燃起怒火。要是我们能抓到那个贼就好了。
二十
第二天下午，楚医生来见我们。那天早上，两名妇女在模范监狱看见了她们的丈夫，当时那些囚犯正在上卡车，要被拉去干活。不过，瘦削的楚医生并没能带来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他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说：“我亲自把请愿书交到‘自治政府’，连同一大叠文字材料，可他们说，我们提供的信息太不清楚，他们没办法帮忙。”
“他们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明妮问。
“他们说要每一个人更详细的描述。”他吹开杯子里的茶叶。
“什么样的描述？”大刘问。
“身体特征，比如身高和体重什么的。”
“简直荒唐！”我说，“那些女人怎么可能知道她们的丈夫、儿子现在体重多少？”
“尽你们最大的能力吧，再详细一些就好。”
“也就是说，我们还得从头再开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