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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伙食和住宿由我来负责。我让手下建了四个伙房，建在职工楼和西北宿舍楼之间的地带，这些伙房由家庭工艺学校的学生使用，一部分学生是专学烹调的。女生们还要学习裁剪、编织、店务管理、染布、儿童指导等课程。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求不识字的学生都上识字班。
九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娄小姐跑来告诉我们：“那个疯姑娘玉兰又回南京来了。”
“她在哪儿？”明妮吃了一惊。
“在天华孤儿院。”
“我们可以去看她吗？”
“当然啦，我专门来告诉你们可以去看她。”
那家孤儿院就在原来安全区的南界之外，离这儿两三里路，所以我们步行着去了。南京城似乎恢复了一些生气，尽管很多房屋仍是一堆废墟，到处都是碎砖乱瓦，断壁残垣上都长出草来。我们看到了些日本平民，甚至还有几个朝鲜人，但是部队比一个月前少了，因为很多都开拔去了前线。昨天已经宣布了戒严令，以防止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那天出现任何非官方的集会，正是那一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一只大气球载着一个人和无线电设备在空中飘荡，监视着周围地区军队的行踪，主要是游击队的活动。有传言说，我们中国的部队正打回来，要收复南京（据说有人在城里见着中国士兵了），很多人相信确有其事，于是飘扬在房顶和楼顶的太阳旗，一大半都消失了。甚至还有谣传说，国民党部队开进城来，会攻占日本大使馆，还要把傀儡政权的官员都抓起来。不过，中国人一提起这个话题，大多数外国人便会打消他们这样的希望，告诉大家，对这里的日本人构成小小威胁的，只有游击队。明妮不像其他美国人，她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任由当地人沉浸在幻想之中。
陆束屏 绘制
我们转上汉中路，向东走去。在沿街的餐馆门前，站着几个女孩子和年轻女人，她们穿着蓝色套装，系着格子围裙，头发上插着花，向来往行人中潜在的顾客微笑。这可是个新现象。她们不怕日本兵吗？她们家里的男人怎么会让她们冒这个险呢？我想，大家为了活下去，大概是什么都会做的。
我们来到孤儿院，这里的负责人——美国修女莫妮卡·巴克利接待了我们。她看上去很疲惫，脸颊深陷，可她褐色的眼睛却生动又明亮。我以前见过她，知道她来自宾夕法尼亚，是圣公会教派的人，到这里来传教的，以前受约翰·马吉领导。我们问到玉兰，莫妮卡说，后院的确有一个疯女人，不过她们不太清楚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来到后院。后院虽有围墙，但通过一道门就可到大街，门上插着门栓，上面有把粗笨的挂锁。只见玉兰站在一群小男孩子中间，嘴里咕哝着什么，嘴里叼着根烟卷喷云吐雾。她一看到我们就喊起来：“王八蛋传教士来啦！”
一个光脚的孩子对她说：“给我们学学公鸡叫。”
疯女人噘起嘴唇，伸长了脖子，叫道：“喔喔喔，喔喔喔。”
“真像。”小男孩说。
另一个孩子问她：“鸭子怎么叫唤？”
玉兰把嘴一拧，尖声叫道：“呱呱呱，嘎嘎嘎。”
所有孩子都大笑起来。我看到玉兰的牙少了一颗。可她还是挺好看的，瓜子脸，长头发，光洁的皮肤，小细腰。
“你学得像鹅叫，声音太大，又太慢。”个子最高的男孩子说：“给我们学猪叫听听。”
疯女人把脸朝天一仰，发出猪叫的声音：“哼，哼，哼。”
“猪不是这么叫的。”另一个男孩说。
娄小姐朝孩子们喊道：“住口！不许再逗她了。”
玉兰转过身来，朝娄小姐忽闪着她的长睫毛。“真高兴看到您，罗阿姨。您一向可好？”
“跟我们走吧，玉兰。”我恳求道。
“不去，你身边有大鼻子间谍。我不跟你和她走。”她指着明妮。
“玉兰，”明妮说，“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
“骗子！你们洋鬼子都是骗子。”
这话堵得明妮顿时说不出话来。她和我站在一边，看着娄小姐努力说服这个精神错乱的女子。这时候，大部分男孩子已经走开了，只有两个还在旁边，一个胳膊下边夹着个足球，另一个脖子上挂着竹哨。娄小姐拍着玉兰的肩膀，轻声对她说着什么，疯女人一下子哭出声来，不停地点着头。
几分钟后，她跟我们走了。现在她安静下来，只是眼睛里仍然闪出恶狠狠的光。明妮告诉莫妮卡，我们要把玉兰带回金陵学院。修女搓着两手，说：“哎呀，那太好了。应该有人照料她，可怜的人。”
明妮招来一辆双座人力车，让娄小姐和玉兰坐进车里，说我俩更愿意走回去。她叮咛娄小姐，一到学校就把玉兰交给姗娜。人力车走远了，消失在十字路口那边。
明妮和我向西走去。我的左肩又酸疼起来，两人都默默无语。我的眼前又出现那天的情景：纤细的燕英抱着石头狮子的前腿，一个日本兵对她拳打脚踢，她的小妹妹燕萍放声大哭。
“要是我们勇敢一些，”明妮说，“我们可能会救下几个女孩子。”我知道她正想着同一件事情，但我没接腔。
我们开始商量怎么帮助玉兰。我问她：“我们该拿她怎么办？”
“你有什么主意？”明妮问我。
“我们最好找一找，看她在这里还有没有什么亲戚？”
“娄小姐告诉我，她现在是孤儿了。金陵学院至少应该给她提供住处，照料她的生活。”
明妮的声调透出不容争辩，我就没再多说。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
但是我有保留意见，因为我们的人手已经很紧。一个疯女人可能引起骚动，可能吓着学生，所以我一直在琢磨着有没有更好的安排。明妮似乎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收留玉兰，其实严格来讲，我们对玉兰没有责任。大家都知道，日本人蒙骗了明妮，不管怎么样也要抓走那些“妓女”的。照料一个疯女人，很可能是自找麻烦。
这些念头让我感到不自在，就没有说出口。我们来到学校后院去找姗娜。明妮要她把玉兰放进家庭手工艺学校去，强调说，玉兰曾是我们学校的难民，应该由我们照料到底。让我们松了一口气的是，姗娜愉快地接受了玉兰做她的学生。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明妮对这位年轻的校长说。
“这没啥。希望她是个学东西很快的学生。”姗娜拧着辫梢，似乎很为自己光滑的大辫子自豪。她长得挺漂亮，皮肤光滑，容光焕发，一副舞蹈家的身材，只是两只眼睛离得远了一点儿，让她看上去有些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知为何，我不是很喜欢她，觉得她有点儿虚荣和任性，脸上总是抹着粉，对一些女孩子和年轻女人，说不定并不是个好榜样。
玉兰在编织上是一把好手。她又有文化，认识的字足以看得懂报纸。如果她没疯，明妮可能会让她教一教识字班。在编织班里的三十九个学生当中，她很快就名列前茅了，尤其擅长织围巾和长袜。偶尔地她还是会发一发病，没来由地对别人吼叫或自己哭起来，不过大家都觉得，只要不去招惹她，她是不会伤害人的。几个年纪大些的女生甚至还很喜欢她。
二十五
因为战争而瘫痪的当地政府，在很多地区都不复存在了。据难民们告诉我们，一些地方部队在乡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村民们简直就被放在了石磨上面，上边下边都来挤压。比如说，一些地方部队摧毁了一段路面，日本人就会来对村民下命令，限他们在最短的期限内给修好；若是他们去修路，地方部队又会来警告他们，有的人还会被干掉——村民们唯一的活路就是弃家远逃，可是很多人一没东西二没钱，想走都走不了。
地方部队有些是国民党部队的残余，他们不断地骚扰日本占领军，夜里袭击日军岗楼啊，切断通往南京的运输线啊，等等。那些把大米和其他粮食卖给日本人的村民，还会遭到他们的惩处。偶尔的，日本人也会贿赂一下地方部队，好让粮食能被运到城里来。地方报纸上不时会刊登消息，说刚刚付给地方部队两万五千块钱，地方部队同意了让道路保持畅通，所以市民们在今后几个月里不必担心大米的供应。可是米价仍然一直上涨，我拿不定主意，是现在给两个学校多买些粮食呢，还是等一等价格的回落。
燃料是另一个难题。弄到足够过冬的煤很困难，因为每一家煤场最多只有一百吨可卖。更糟的是，现在的煤价已经翻了一番——烟煤四十元一吨，无烟硬煤五十元一吨。我们决定想办法从武汉附近的一家煤场搞四十吨二十元一吨的煤，但是日本人会不会允许这批煤进城，我们根本心里也没底。好消息是，美国大使馆赞成我们的计划，答应帮助把煤运进城。
明妮又雇了一个护士，所以我再也不用帮医务室做任何事了。我很高兴，尽管手上的工作还是忙不过来，仍要管理仆人和厨子们。不知为什么，在教职员工中，我和年轻的女教师们很难想到一起。她们不少人对我的管理啧有烦言，姗娜和茹莲甚至给我起外号叫“老顽固”——这是送信的本顺告诉我的。
我常常对明妮抱怨，一个疯女子，加上四个瞎眼女孩子，实在让我们难以招架。我建议把玉兰送到傀儡政府营办的精神病院去。“日本人毁了她的脑子，”我说，“那么日本人的走狗就应该照料她。”可是明妮根本不听我的。
一天下午，本顺又来向我告那个疯女人的状，我带他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我对明妮说：“玉兰又在惹麻烦了。”
“怎么回事？”她问。
“你告诉她。”我催促本顺。
本顺比去年冬天长高了快两寸，但还是瘦得像根麻杆。他一脸嫌恶地说：“那个疯子，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