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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她在校园里到处看看。我们来到家禽中心，茹莲热情地迎接了教过她的丹尼森夫人。老太太满意地看到，茹莲依然在做实验，还欣然地听说，有些母鸡一天能下两个蛋。想想吧，要是我们国家三分之一的母鸡都这么个下法，这个实验对于中国人的餐桌，该有多么了不起的贡献！突然，一只母鸡咯咯咯嗒地叫起来。“一定是‘媒婆’。”茹莲杏眼一转，边说边走进鸡舍。她给她掌管的每只鸡、鸭都起了名儿，“媒婆”是一只小黑母鸡，经常带着一群母鸡去找公鸡。
茹莲一会儿就托着一个老大的红皮蛋回来了。“看，这只鸡经常下双黄蛋。”她把蛋递给丹尼森夫人看。
老太太两手捧过蛋。“哦，天哪，还热乎呢。”
“给你了。”茹莲说。
“真的呀？”
“真的，双黄蛋孵不出小鸡。”
丹尼森夫人掏出一条亚麻手绢，把鸡蛋包起来。茹莲找来一个糕点盒子递给她。“这太好了！”老太太说着，把小布包放进纸盒。
我们接着来到校园后边的花园，难民们在这里造成的损坏依然可见，好在树叶都长出来了，一些灌木上也开出蓬蓬松松的花儿来。在校园内走了一圈儿，老太太十分不悦，整个校园内，只有从大门通向前院那条约有二百米的柏油碎石路，还算让她满意。那是明妮找人给铺设的，只花了平时三分之一的价钱。
“这里还是像个难民营。”丹尼森夫人说着，眉毛拧成了结。
我没吭声，知道她一定不喜欢家庭手工艺学校里有那么多的穷女学生。我们站在小桥上，桥下的溪水从图书馆楼后边的池塘蜿蜒流淌过来，流向宁汉路旁边职工楼附近的另一个池塘。水里有一群白鸭子，安安静静地划水而过。不远处的灌木丛里，几只黄莺在快乐地叫着，象征着春意盎然。可是在南边，一队轰炸机嗡嗡飞过，一会儿露出身影，一会儿隐没在葱茏的山顶之上翻卷的云中。哪座城市今天要挨炸弹了，不知是宁波还是福州。
“我们一定要把学校恢复起来。”丹尼森夫人边说边摇头。她的脸色发灰，眼里闪着痛苦和愤怒。
“对，我们一定要。”我也重复着。
“该死的日本人——把什么都毁了！”
“你觉得他们会让我们恢复学校吗？他们的方针可是反对基督教的。”
她深深地叹息一声。“我不管那些。我只想让金陵学院还是过去那个金陵学院。”
明妮已经把教务长的大办公室分给丹尼森夫人了。老太太和爱凤暂时住在南山宿舍，在一楼的一个五间房套间里。她俩都喜欢这个安排。丹尼森夫人不必教课，但爱凤开始在家庭手工艺学校里教一门儿童抚育课。很多学生都是当妈妈的，她们想不出这个还未结婚、肚腹平坦、笑眉笑眼的柔弱女子，怎么能教会她们如何照看孩子、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可是听过几次课后，她们就对她心服口服了，都惊叹于她对这一行懂得如此之多。我喜欢爱凤，她人很随和，又从不搬弄是非。
明妮让爱丽丝去美国大使馆取回来了丹尼森夫人的结婚银器。那个大皮箱，是被一个俄国潜水员从沉到江底的班乃号炮艇上打捞上来的。它已经变了形，里面的银器都锈迹斑斑了，可是老太太并没生气，只说：“如果有人出个好价钱，我就把这套东西卖掉。反正我们学校需要资金。”
我钦佩她这么大方。明妮在把箱子送出去之前，先把学校最重要的文件都复制了一份，特别是那些后来在箱子里被水泡坏了的，幸好有了备份。丹尼森夫人为此大大表扬了明妮。我很高兴这两个女人可以和谐相处。
一个星期后，老太太染上了没有哪位医生能诊断出来的病症。我担心她可能中风了，因为她的症状是感情不能自制，甚至在来客面前，她的眼泪和笑声都无法控制。据爱凤说，丹尼森夫人为学校的状况感到心碎，一个人时，她就忍不住地叹气，还经常流泪。她对爱凤说过实话：“就连我丈夫去世，我都没有觉得这么难过，好像我这辈子全完了。”大多数时间里，她躺在床上，连饭都在卧室里吃。我们都知道，她打算把金陵学院办成中国第一的女子学院。从创办伊始，她就强调：“我们追求的是成为中国的卫斯理学院。”这话很讨卫斯理学院毕业的中国第一夫人的欢心，蒋夫人和她两个姐姐一起，为学校捐款修建了一座宿舍楼、一座练习馆，以纪念她们的母亲。这两个楼房都是在明妮的监工下修建的。
在此期间，明妮收到了普莱默·米尔士的信，他说国际救济委员会那六个人可能很快就会出狱了，不过玉兰的事情没有进展。普莱默信里写道，那个疯姑娘被定为精神病患者，所以日本人不会考虑释放她，依据是，她可能会扰乱公共秩序。普莱默在信里跟我们道了别，他马上就要返回美国了。
我和明妮又去看望了玉兰。那姑娘看上去脸色不好，比她实际年龄要老上六七岁。显然，他们不许她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和晒太阳。现在她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同屋还有另外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也是个疯子。她俩每人有一张小床，经过许可，可以有人来探视。明妮递给玉兰一包柿饼，她用牙齿撕开口袋，咬了一口结了糖霜的柿饼说：“哎呀，太好吃了！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她的眼睛发着光，因为用力咀嚼，下巴扭过来又扭过去。天气这么暖和，她却还穿着明妮送给她的那件呢子外套，不过上面的毛领不见了。我们上次给她带来的外衣哪里去了？我心存疑问，但嘴上没说。
“你喜欢吃就好。”明妮说着坐在房间里唯一的凳子上，我则坐在另外那个女孩的小床上。
玉兰问她的难友：“小猫猫，你要不要吃点儿？”
“不要，我只吃新鲜水果。”那女孩喃喃说道，一个劲儿用一根长火柴棍掏耳朵。
“其实她只吃米饭，连蔬菜也不吃。”玉兰告诉明妮，“有时候她一连两三天都不吃东西，他们只好把她捆起来，硬喂她吃。”
“她是什么毛病？”明妮问。
“她是精神病。日本鬼子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父母，还一刀捅在她脖子上。”确实，那女孩的后脖颈上，有一道青紫的伤疤。
明妮问小猫：“我下次来的时候，你想不想让我给你带点儿什么？”
“给我带把刀来，长长的、快快的刀。”那女孩从牙缝里蹦出这句话，两眼闪光。
“你瞧你瞧，她疯劲儿又上来了，”玉兰叫起来，“不过我也可以用一把大刀，这样就没有哪个男人敢靠近我了。”
我们答应玉兰会再来看她，并给她再带几件衣服和裙子来，然后就离开了。走出大门时，明妮突然说：“我恨不能在这楼里放一把火，然后趁乱把玉兰和小猫偷偷带走。”
“好主意。”我说。
她咧嘴一笑，嘴角皱了起来。
我们顺路到天华孤儿院去看望莫妮卡，她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不过她两颊粉红，亚麻色头发比以前更稀疏了，眼睛下边的眼圈也更黑了。她承认自己患了肺结核，不过她微笑着说：“如果上帝要招我回去，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路。”她这么说，仿佛她渴望解脱，一边咳嗽一边把手巾按在嘴上。
我心想，让莫妮卡继续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合适不合适？她不会传播病菌、把肺病传染给孩子们吗？日本人对环境和卫生讲究得要命，为什么他们就不管她的事呢？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些孤儿不过是些杂种而已。
我们没碰护理员倒给我们的茶，不过跟莫妮卡谈了好久。孤儿院里的孩子现在少多了，一共只剩十七个，有十一个还不会走路说话。他们看上去都营养不良，有几个孩子直瞪瞪地看着大人，不说话，也不眨眼。我忍不住想，他们的脑子大概都有问题。
“这男孩子的爸爸是日本人。”莫妮卡指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婴儿告诉我们，那孩子的脸有点儿皱缩。
“你是说，他妈妈把他扔掉了？”明妮惊讶地问。
“是的，有些中国妇女，尤其是未婚的女子，不想要这些日本军人的孩子。”
“我不怪她们，可是抛弃无辜的孩子是一种罪孽。”
莫妮卡发出一声叹息。“我们有八个混血儿。”
“我分不清日本孩子和中国孩子。”明妮说。
“我也分不清。”我插嘴说。
“他们的确不容易辨认。”莫妮卡告诉我们，“有五个婴儿是他们的妈妈送来的，还有三个是个中国警察送来的，他们都是他在庙门口拣到的。”
“那些大一些的孤儿哪去了？”明妮问道。
“你是说那些六七岁的孩子？”
“是的。”
“我们把他们送到长沙的教会学校去了。”
明妮的脸上放光。“莫妮卡，你做的是天使的工作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莫妮卡修女笑了，她深陷的眼睛在闪光，憔悴的脸庞现出皱纹，面容却十分宁静，“千万当心，日本人和他们的走狗都恨你呢，他们不想让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和发展。”
“我尽量不被吓倒。”明妮说。
“对，恐惧不是生存的方式。如果灵魂是永生的，那么死亡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罢了，我们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
“你说得对。”
我被莫妮卡的话打动了。这个修女最多不到四十岁，却显现出这样的沉静。即使如此破旧的孤儿院，仍让我联想到恶浪中的绿洲。
回到学校，我往一个玻璃广口瓶里灌满了鱼肝油。约翰·马吉很久前送给我们的两大桶鱼肝油都由我保管，自从去年冬天以来，罗伯特·威尔森在给一些女孩子做过检查之后，指示我们每天给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服用一勺。明妮派本顺把那瓶鱼肝油给莫妮卡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