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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北京人》是一出喜剧，正如我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喜剧一样。《罗》剧中不少人死了，但却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所以是喜剧。我觉得喜剧是多种多样的。莎士比亚的喜剧是浪漫的喜剧，针对社会的现实，又在幻想中对人性进行描写或作善意的嘲讽。莫里哀的喜剧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和宗教，针对当时贵族人物和暴发户的丑态进行讽刺，从中找出许多可笑的地方加以对比，成为喜剧。果戈理的喜剧带有沙俄时代的风味，只有沙俄时代才会产生《钦差大臣》这样的喜剧，他对沙俄时代的官僚政治进行辛辣的尖锐的讽剌。总之，喜剧都是使人发笑的，使人感到人性的可笑，行为的乖谬和愚蠢。我说《北京人》是喜剧，因为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找到了生路，这难道不是喜剧吗？①
曹禺自己对《北京人》是喜剧的看法，既有他当时创作的审美感受，又有着后来的思索，但是，学术界、戏剧界却对此有所争论。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家对自己创作的审美感受，却是值得令人探索的，起码它可以启示人们去揭开《北京人》戏剧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去把握它的创作特色，更好地理解他的戏剧创作历程中的发展变化。
《北京人》的首演，也是由张骏祥执导的。但那时张骏祥已经不在剧校了。
剧校躲在江安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城里，是太闭塞了，而剧校的腐败情形，使得一些有作为的老师失去信心。据张骏祥回忆说：“那时师生对余上沅也不满意，当然，他也没有压迫我们，但他把学校弄到江安这个地方，我是很反感的。远离社会，脱离文艺界，什么也看不到，跟外界脱离，学生也都有意见。那时，我就想非出去不可，最初还没想到去重庆，黄佐临夫妇已经去上海了，干脆就去上海。原来就有个想法，搞个像莫斯科小剧院那样的剧院，学生称之谓‘黄万张小剧院’的，现在，都成为泡影了。到了重庆，阳翰笙同志通过凤子对我说，不要去上海，就这样办起中央青年剧社来。那时，我就憋了一股气，非干出个样子来不可。家宝在那里赶写《北京人》，他也有那么一股劲。我把剧校的毕业生，也有没毕业的都找来，李恩杰就是偷着爬墙头跑出来的，余上沅又是阻拦，又是打电报，张家浩也是这次出来参加‘中青’的。就这样，排起了《北京人》。”①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４日，《北京人》在重庆抗建礼堂首次公演，导演张骏祥，张瑞芳饰愫方，江村饰曾文清，沈扬饰曾皓，赵蕴如饰曾思懿，耿震饰江泰，邓宛生饰袁圆，傅慧珍饰陈奶妈，蒋韵笙饰曾文彩，张雁饰袁任敢。这出戏公演之后，轰动了重庆，接连演了三四十场。
《新华日报》最早刊登了柳亚子先生的《〈北京人〉礼赞》（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３日），这是一篇用诗歌写的剧评。他对《北京人》的主题作了富于诗意的概括和发挥：旧社会，已崩溃；新世界，要起来！只有你，伟大的北京人呀，继承老祖宗的光荣，还展开着时代的未来。
破碎的大家庭，已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摧残！老虎的白发翁，还依恋着古旧的棺材！长舌的皙妇，自杀的懦夫，都表现着旧社会的不才！只有伟大的北京人呀！一分力，一分光，正胚胎着时代的未来！
多情的小姐，洗净她过去的悲哀！被压迫的小媳妇儿，冲破了礼教的范围！跟着你，伟大的北京人呀！指点着光明的前路，好走向时代的未来！
茅盾没有看到演出，他读到这个剧本便写了一篇简短的剧评，他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他以为《北京人》“作者又回到从来一贯的作风。这是可喜的”。他还说，曾皓、曾文清、江泰等“这一群人物，写得非常出色，每人的思想意识情感，都刻写得非常细腻，非常鲜明。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无疑问的，这是作者极大的成功”。“曾家一家人的无色彩的贫血的生活，就像一个槌子，将打击了观众的心灵，使他们战栗，当然亦将促起他们猛省，用更深刻的一点眼光看看他们周围的社会和人生。不，绝不能低估《北京人》的价值，低估它的社会意义。”①大概，这是最早对《北京人》的评论了。当然，茅盾也提出了问题，一是袁家父女，“他们的思想意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相当于哪一类人？”二是，“究竟在养心斋以外的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是什么变化在进行着？我们还不能得到一个明晰的印象”。三是“‘北京人’既是象征，他象征了什么”？出现评论较多的时候是在１９４２年再度公演之后。此次再演，同首演间隔不久，只有两个多月，即在１９４２年２月，它依然“轰动着重庆爱好戏剧的观众”。据张瑞芳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几次去看了演出，他很喜欢这出戏，印象很好。记得他还对曹禺说过：‘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哪，我们现在已有了延安了。’他虽然提出了意见，却并没有要求曹禺修改。”②《新华日报》发表了茜萍的《关于〈北京人〉》，似乎是针对抗战八股式的批评，着重肯定了《北京人》的社会意义：“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底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③还有他的老同学靳以写的《〈北京人〉》，这是以“纪念我们二十年的友谊”的名义而写的。也许他们从中学就在一起，彼此了解，更了解彼此的家庭以及亲戚朋友，所以靳以对曹禺笔下的人物就有比较深切的理解。他这样说：“这是一本书，一出戏，可是故事却存在我们广阔的人海里，那些人物都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不信你看，不是有那样忘记了生而想着死的老头子，那样懒惰无用的废人，那样泼辣恶毒的妇女，还有那可怜无告的老小姐么？”①他对曾皓、文清、江泰、思懿、愫方都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是为人所未曾这样做过的人物分析。但是，《北京人》这样一个剧作，出现在那样一个时代，确使一些批评家感到不好理解。胡风的批评历来都是艰涩的，有时又未免苛刻，他说：“作者所写的那个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看来错综复杂，但其实是过于孤立了一点，因而那些人物看来须眉毕肖，但其实是单纯化了一点。那样一个大家庭，和整个封建势力并没有彼此扭结的血缘关系，只是关起门来开演一个悲剧，而对于暴发户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在活的社会交涉里面表现出它底抵抗和迎合，只是单纯地负了一笔债和付债底威逼，而且这也不过仅仅尽了促成这个悲剧上的一点观念上的作用。至于当时应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政治浪潮，在这里没有起一点影响……”这些，看来都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了。但是，胡风的批评中也有独具慧眼的地方，他说：“作者的对于艺术创作的理解和他的艺术才能，在他，正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相合，创作出的主题，只能有机地表现在人物的心理斗争或性格变化上面；在他的氏拢宋锏亩鳎杂铮际俏讼⑾⑾喙氐谋舜说男睦矶颉＞汀侗本┤恕匪担淙辉谘细竦囊帐跻笊匣共幻庥幸恍├朔训牡胤剑臀私淮榻诘钠创盏牡胤剑霾皇顾娜宋锷ナЯ俗约骸＞霾皇顾娜宋锍晌拍畹牧羯＜戳钅峭耆谴痈拍钤斐隼吹娜宋锇眨孟袼材芄话涯歉拍畋涑赡骋怀潭鹊幕畹男睦碜刺Ｓ镁咛宓挠镅院褪实钡亩鳎构壑诘玫揭桓龊孟衲鞘蔷哂姓媸敌缘娜宋锏募傧螅馐且帐跫业淖畋蟮牟拍埽档梦颐侨险娴匮埃峙乱仓档媚承┚缱骷胰险嫜暗摹！雹俣砸徊孔髌返呐溃乇鹗堑贝说笔钡呐溃亲苣衙庥兄种志窒薜摹５贝呐烙兴挠诺悖牵滞兴娜醯恪＜幢阆褴貅攵浴侗本┤恕返呐溃材衙饽侵只档呐馈Ｋ雷髡哂捎凇懊挥邪阉娜宋锓诺礁蟮纳缁岫氛腥シ⒄梗蚨髡咚笸即锏降木绫镜纳缁嵋庖澹筒荒芫×糠⒒映隼础Ｗ髌啡宋镉Ω镁哂械纳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