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有吭声，只轻轻地摇了摇头。第二年的回答是：虽然都不说，但矛盾太深。父亲还是没有吭声。第三年的回答是：大家就象围着一个大蛋糕，都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紧紧地盯着，却谁也不肯先伸筷子。父亲仍旧没有吭声。第四年的回答是：无所事事又相安无事。父亲叹了口气，说道，该做点事了，从政，还是做事？我问，从政与做事有什么区别吗？父亲没有回答，只说还是做点儿事好，做人不可太张扬。
无疑地，帮忙的这段时间只是父亲对我的历练，这段历练显然还不够，直到父亲对我完全放手后我才真正有所体会。做厂长经理确是不易，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足以令你功败垂成。但我还算幸运，经过一年的打拼，濒临倒闭的村办塑料制品厂由我承包后终于又有了生机，我认为，这不单纯体现在那五万元的利润上，重要的是我拥有了部分固定客户。某县一个体海水养殖场便是其中之一，那一年，跟我签订了400万元的扇贝盘供货合同，只一个季度，我就实现利润20万元。然而，还没等我从成功的喜悦中完全解脱出来，意外发生了——养殖场海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海啸，养殖场的投入全部付之东流，场长因巨额债务投海而去，我的应收货款全部成了坏账。之后，塑料行业全面滑坡，塑料制品厂很快就撑不住了。
“跌倒了，再爬起来。”帮我解决完塑料制品厂问题的父亲虽满脸疲惫却并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只轻轻地提醒了一句。这显然不够，人在极悔状态时最渴望的应该是被与己与事紧密相关的人痛快淋漓地骂一通或者打一顿，似乎这样反而畅快些。只图畅快，显然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爬起来？如何爬起来？由“当初为何不……要是……就好了”的悔意快速转化而来的颓废紧紧地罩着我。人在颓废的时候缺少的往往恰是问题，如何爬起来，也是一个问题，问题便是启示，只要有启示，颓废便不会绝望，只要不绝望，人便会有思考，只要还有思考，问题的解决就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我开始反思，一年后，我做出了一个父亲绝没有想到的决定——建废品收购站，说俗了点儿，就是捡破烂的。确切一点儿讲，关于这个选择，连我自己也总觉底气不足，因为这在择业观念依旧庄重严肃的当时是根本不入流的。但路既已选择了，必要走下去。应该感谢父亲，他不仅没有反对，而且在因塑料厂倒闭引起植物油厂和小商品批发商场不小震动的情况下，他仍然与我续签了50万元的借款协议。废品回收，虽然利润偏小，风险自然也小，慢慢地，我的境况逐步地在变化着。
人生确有许多事情不易说清，往往越困难越艰难，一旦出现了转机，又似乎勿需太多付出便能够坐享其成。——我的一个一向资信极高的客户犯了事急需用钱，他提出以积压在手中的铁板折半价抵顶我的货款。那可是50万哪！铁价正狂跌且不说，那样的话，我必陷入资金捉襟见肘的地步。但看着客户因焦躁而魂不守舍的样子，心一软，我咬了咬牙答应了。客户的困难解决了，自是千恩万谢，千恩万谢和因此而来的声誉缓解不了我资金上的困境。挣？折？我无疑在为自己轻率的决定后悔着，挣？是不可能的，铁仍在跌，或许这压根就是一个骗局？悔的标志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着便揪心似地。或许天佑善人，熬过了四个月后，铁价开始攀升。做生意就这样，跌的时候卖不了，涨的时候又舍不得卖。到价格翻了三番的时候，我才带着惋惜狠了狠心出了手。庆幸！我出手的第二天价格又开始回落，我因此成了有产者，有产者的感觉真好。我没有急于归还父亲的借款，尽管我知道一贯提倡自给自足的父亲负债经营已高达上百万元，我必须如父亲所期望地全面规划我的事业。这应该是人在顺境最通常的表现：精力充沛又信心十足，忙碌而不觉疲劳。忙碌，人便充实，充实便不紧张。那，实是我少有的一段。
好了，不啰嗦了，就让我用一段关于“红眼病”的插曲来结束我的讲述吧。
大家知道，我的废品收购站是在我们村办塑料厂的基础上改建的。应该说，在我承包塑料制品厂落魄的日子里，我的乡邻们给予了我极大地同情，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护着我、帮着我。但当我的废品回收站渐成规模，特别是我的兴高酒楼落成开业后，一场因心态严重失衡而引发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高明废品收购站占用了咱们村塑料厂的地吧？当时的合同规没规定可以随意改建？这几年的承包费是多少？到底交了没有？在一次村民代表会议上，我堂兄首先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村民代表们一致支持。在这方面，我问心无愧。按时足额缴纳承包费是父亲对我的一贯要求，他常说，挣钱不能亏心，尤其不能亏自己的乡亲。但，以我二大爷为首的村民理财小组几乎翻遍了我们村所有的账册，偏没有找到我交承包费的记录。村里一下子乱起来，当我被神神秘秘地强行请到村办公室交代问题时，我猛然间看到了村文书忐忑的、游移不定的目光。这是一个最不令我待见的村干部，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那副太监相。正欲“坦白”，却突然改变了注意，故作可怜地说，我没交，前两年手头太紧。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们都知道，因为塑料厂的倒闭。不过，我可以马上交，我愿意多交一万元的利息。多交岂有不好的？一场激烈的冲突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化解了。
当天晚上，村文书就提着两瓶“二锅头”上门了，满脸愧疚，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承包费叫我挪用了，害你多交了钱。没办法，手头紧哪。我知道，他老婆常年害病，便大度地说，无所谓。他甚激动，语无伦次地说，不过，你放心，算我借的，必定要还的。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不是赖账，而是因为无力。索性好人做到底吧，想着，我又说，不急，有困难，只管开口。他开始不知所措起来，只指了指忘记了放下仍提着的酒。我岂能要他的酒？我知道他好酒，每天必喝，但只要自己掏钱，瓶装酒从不舍得喝，好在这几年村里办招待多了，他也不缺酒喝，只是逢喝必醉，村里人都叫他“酒官儿”，他也不恼，嘴里只含混不清地说着据猜测大概是“口福”两个字。不过，看来今天他是断不肯带回去了，任怎样劝都不中用。我便说，要不然，喝了吧。他中午就有点儿多，想了一会儿才勉强同意了。确是海量，一人一瓶，我已烂醉如泥，而他却依然清醒。直到现在，提及此事他仍津津乐道。不要总嫌有人提及你走麦城的经历，其实，只要他不是偶尔地而是经常地提，那么，他必定不是在揭你的短处，而是用来表示他对你的关爱。不信？不妨想一想，是不是你最亲爱的老婆揭你的短最多？
太潇洒了。高明刚讲完，乡丁林一凡就感叹道。
抓紧时间，该你了。赵晓晨催促道。
该我了吗？林一凡自言自语着，那，大家可不许笑话我。
（四）
更新时间2009828 20：30：41 字数：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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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丁说，虽然美好的愿望常常被现实所击碎，但人仍少不了美好的愿望，因为人需要靠美好的愿望活着。现实是无法主宰的，如果能够主宰，龟儿子才不想进步呢。
平日里总有许多话要说，真要说时倒不知从哪说起了。到底从哪说起呢？林一凡挠了挠头说，改革的年代，便从改革开始吧。
那一年的改革，我仅以一分之差险胜对手如愿做了某所的所长。事后才听说，这是既定的事实，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从这一点儿，便不难看出我的幼稚——只要不被明确地告知，凡事总懵懵懂懂难有自己清晰的意见；即使被告知，话稍有哪怕是该有的含糊便唯恐听错了似地再三追问而不能象现在这样准确地辨认，说白了，就是还不会独立地思考，或许这便是差别，尽管我不会承认。要知道，有人告知是件极不容易的事，这是朋友才能做的，不是说我没有朋友，而是我的朋友甚至还不如我，他们不可能了解如此高级别的人事秘密。
在这里，且不多啰嗦，单说幸亏如此，且不说我指不定便会抑制不住自己说出来而泄了密造成一些沸沸扬扬的不利影响，必也会少了这么一段事后最值得回味和留恋但在当时无异于折磨的惴惴不安。
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不妨关注一下我当时的表现：喜欢卖弄和引人注目，这正是不自信的典型表现，特点便是经常说或者编造一些自以为值得炫耀的事情，即使不承认或者不自觉，也只不过是为了以壮胆色。譬如受了领导无论该不该的训，虽也觉心虚和无用，却还要说一些“官大一级压死人”之类的牢骚话，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自己。其实，不要小瞧了一级的差别，即使半级也足以压死人，那时，我只知有却并不理解这些话。所以，心里倒是安慰了，却是大忌，结果自是适得其反，适得其反也乐意。
再回到当时的现场，我目光不时地瞄向稳坐于主席台上的书记。如何准确地表达我当时的感受呢？便这样说吧，些许期待，些许超然，心里空空的，茫然不知所觉。公布结果的时候，大厅里没有多少掌声，只有一片轻轻地唏嘘声。我知道，必是书记那张分量最重的票最终还是投向了我。
后来才了解到，他们居然能从书记的神态和投票的姿势看出结果，我不信，必是因为心里有底而非真的有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功能或许是有的，但必需要修炼。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儿，他们在台下必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书记，因为之前的公开唱票中我与对手总在交替上升，而且我大概总要落后令人揪心的三两票。
要知道，乡一级的站所虽只定格为稍大一点儿的机关根本不存在的正股级，但象我这样没根没底从最低层开始干起的人来说，往往是一生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