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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开一条运河吧。
于是，几乎就在营建洛阳东都的同时，杨广又发布了另外两项工程的诏书。
请记住这两项工程的名字：通济运河，由洛阳东下山阳（淮安）；邗沟运河，由山阳南下江都。
时在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我们大概还记得，就在四天前的三月十七日，营建东都的工程刚刚开工。杨广真是不简单，他凝眸一望，就决定了一桩令后世受用不尽，几乎影响了此后一千三百余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大事，你说这是何等眼光！他笔尖一抖，整个中国都为之颤动，一个古老民族的创造力被激活了，长江和黄河挽起了热情的手臂，你说这是何等胆略！他振臂一呼，数百万民工有如羊群一般被驱赶过来，从洛阳到江都的千里旷野上，落霞与汗雾齐飞，苍原共人海一色，连空气的温度也升高了几许，你说这又是何等气魄！
所有这些，大概就因为这是在大业“元年”。如果我们翻一下历史年表，看一看每个皇帝登基“元年”的大事，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上台的帝王总是雄心勃勃的，总希望在几天之内多快好省地干完所有要干的事。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那几天京都的天气情况，但估计是很不错的。今天，当我捧读着故纸堆中那份尘封已久的诏书时，仍然可以感到其中澎湃跃动的自信和想象力，以及那种生命精神的高远和灿烂，一如北方高远的晴空和灿烂的阳光。正是在那个春光烂漫的三月，青春的杨广发布了一道青春的诏书，为正值青春期的中国封建社会迎来了霓虹满天的盛世风华。
10千里长河一旦开
西方诗人在描述沙俄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时，这样说：每一根枕木下，都呻吟着一个冤魂。
中国的诗人在论及杨广开凿的大运河时，这样说：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中国诗人没有西方诗人那种悲悯的人道情怀，却多了几分历史的眼光。这源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文以载道。道是什么？是一种泛政治化的说教，它的本质是实用主义的。大概因为中国诗人当官的多，遇事喜欢打官腔吧。其实，呻吟在运河下的冤魂，一点也不比西伯利亚铁路下的少。冤魂从来就是历史前进的润滑剂，这一点大人物都懂，因此他们敢于藐视生命、恣意妄为。
大运河下到底有多少冤魂，恐怕谁也说不清，小民百姓的生命从来上不了史书的，隔靴搔痒地说一句“隋民不胜其害”就够了，倒不如有些民间传说生动。例如淮北泗县东北有一个叫枯河头的小镇，原来的名字叫“哭孩头”。据说当年杨广命大将麻叔谋督催开河，这个麻叔谋是个名副其实的催命鬼，他特地制造了一种一丈二尺长的铁脚木鹅，用来测量河道深浅。遇有浅处，便将这地方的河夫及官骑尽埋堤下，谓之“生作开河夫，死作抱沙鬼”。河工上的这些事暂且不去说它，这位麻大将军偏又吃腻了大肉大鱼，单喜欢吃熊掌，每到一个州县，地方官和当地豪绅必要给他进献熊掌。当运河挖到泗县一带时，因为这里没有山，也逮不到熊，断了他的口福，麻叔谋竟叫手下人偷老百姓的小孩，剁下手掌烹来享用。如同爱一样，恨也是人类生存的理由之一，“哭孩头”的名字从此便成了附近乡民的一座恨碑。这样的传说确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但传说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毛骨悚然，它仅仅是为了传说。这座名为“哭孩头”的淮北小镇，一“哭”就是七百年，直到元代运河改道，汴河湮废，始称枯河头。
正史上其实并没有麻叔谋其人，他的形象只出现在《隋唐演义》中，可见是个小说人物。但是像“哭孩头”这样的传说，在小镇的地方志上却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代又一代的乡民们也是这样说的，想来即使有些虚构的成分，但督催官的凶残暴戾应是毋庸置疑的。传说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因为它沉淀了巨大的民众情绪，在运河全线，类似于“哭孩头”这样的传说又该有多少呢？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专制者的种种野蛮和不人道。通济运河与邗沟运河全长二千余里，杨广于三月二十一日下令开工，同年八月十五日即乘龙舟来江都，前后只有一百七十一天，工期之紧，督催之酷，可以想见。饥饿、劳累、炎热、酷吏，构成了一座死亡的炼狱，数百万河夫就在这炼狱中挣扎。他们在绝望中一锹一镢地开掘，又在开掘中沦入更大的绝望。他们实际上是在开掘自己的坟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倒毙于斯，鲜血在土地上凝结为苔斑，尸体则长眠在河堤下，催生着新栽的杨柳。但运河在一点一点地向前延伸。这就是历史。
那个叫枯河头的地方，后来我也去过。当年踵事增华的汴河已经湮没无痕，只有一处马鞍形的高坡地，生长着庄稼和野草。阳光下寂寞着几棵老树的影子。远处有一个老农在用铁锹挖土。铁锹大体上还是千百年前的那种，历史在它身上并没有体现出质的变化，只有形制的改进。老农挖土的动作和当年的河夫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神情显得很悠闲，气色也很饱满。此刻，他大抵不会想到那个关于“哭孩头”的传说，也不会想到一千四百年前在这里挖土的人。那与他有什么关系呢？所谓发思古之幽情，只是文人的自作多情罢了。当草根缠在锹刃上时，他会用瓦片刮一刮，或者在田埂上使劲剁几下，仍然接下去挖。他弯腰挖土的形象很具有经典意味，还记得，我小学历史书上大禹治水的插图，就是这副模样，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农民的标准形象，它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也和苦难、沉默、坚韧结合在一起。他们至少已经挖了几千个年头；他们还要挖多少年呢？但挖过的土地上从来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甚至连他们的坟冢也不可能留存很久。但有些人的坟冢却可以千秋万代地去招徕，那是因为他们高贵的身份。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虞姬墓，墓的主人是楚霸王项羽的小老婆。“霸王别姬”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的悲剧故事，自然很富于情调的，加之这里历史上靠近运河，唐宋以来是京师通往东南地区的必经要道，过往的文人墨客都喜欢在这里拢一拢，发几句感慨，把一座荒冢渲染得贞节牌坊似的。诸如“贞心甘向秋霜剑”、“不负君恩是楚腰”之类，无一不是爱情的颂歌。我想，我们历来对“霸王别姬”的评价是不是有失偏颇呢？至少是过分美丽，也过分理想化了，都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吟咏爱情，有谁曾稍微探测过虞姬的内心世界，发出几声生命的叹息？因为我总觉得，那个可怜的虞美人最后实际上是被项羽逼死的。在穷途末路的项羽看来，自己完蛋了，其他什么东西——霸权、疆土、财富、坐骑，甚至包括自己的脑袋——都可以成为对方的战利品，唯独老婆不能。于是他一边喝酒一边不停地催逼：“虞兮虞兮奈若何？”言下之意很明显：我死了你怎么办？难道去给刘邦那老流氓做小老婆？在这样的情况下，虞姬除去死，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可见什么忠贞爱情之类全是扯淡。楚帐悲歌，芳魂零落，那实际上是一种男性的专制使然，它很容易让人们想到某些赌徒的德性：输光了便打老婆煞气，那是专制者最后的疯狂。
在这里，我不经意地又触及了中国社会中一根最为敏感的神经：专制。我们曾以最激愤的情绪抨击专制，但有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专制体制确也可以办成一些大事。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比民主体制优越，至少专制者自诩是这样的。当民主体制在那里夸夸其谈地议而不决时，专制体制已经凭借朕即国家的无上权威和独断独行的铁血手腕，不惜以百万生灵的血肉之躯为代价把事情干完了。回过头来看看，事情确也干得不错，万众一心，多快好省。只不过黎民百姓苦了点，多死了几个人而已。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伟大的事业造就伟大的人物，而伟大的事业往往总是蔑视个体生命和个体幸福的。
例如眼下的这条大运河。
这条以无数冤魂垫底的浩大工程曾被多少人诅咒过啊！但平心而论，你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惨无人道的工程，也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好大喜功的工程，甚至尽管可以说它是一项澎湃着黎民之怨和苍生之血的工程，却绝对不能说它是一项愚蠢的工程，因为它恰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大智慧。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杨广那个时代已经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期不光是欲望的眼波、嘹亮的胸脯和喷薄跃动的荷尔蒙，青春的体魄需要更为强健的血脉，一条南北大运河的出现无疑是历史的必然。在此之前，历朝历代已经为它做了足够的铺垫，春秋战国时期开挖的邗沟和鸿沟就不去说了；汉代开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