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有眼，死有余辜啊！”
说完，他转身对我说：“怎么样，姑娘，我说是天意吧，不然怎么一车人都没事，偏就这么准戳到他头上？找死，这家伙找死啊。”
真是奇了，这样的巧合真是没办法解释，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可刚刚想通我又犯愁了，这下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写我的犯罪心理专题稿了。
（三）“那个人”
这篇文很感人，也引人深思！
——那个人是我父亲但我只叫“那个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个人”因为偷生产队的东西，还导致一个追赶他的人掉到河里淹死，成了罪犯，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母亲和“那个人”离了婚，带着我独自生活。
小伙伴们常常拍着手齐喊：小树小树，有贼作父！我高声反驳：“那个人”不是我父亲。
“那个人”成了我心底永远的伤疤。
“那个人”出狱时，我正上小学五年级。母亲问我：小树，你还要不要“那个人”做你父亲？我摇头，很坚决：不要！“那个人”只好住到废弃多年的老房子里。
后来，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第一学期就得交四百多块钱的学杂费。母亲去找村支书，求他暂时给我在村灶具厂安排个活儿，好挣点儿钱凑学费。村支书同意了，把我安置在仓库里打杂。我看到“那个人”也在灶具厂做工。我耷拉着眼皮，不正眼瞧他。
九十年代的那场洪灾，让我家陷入极度贫困。念高中那年，母亲又问我：你还要“那个人”做你父亲吗？我警惕起来：不要。母亲啜泣了：实话告诉你，这学期你用的钱，大多是他出的，我一个人就是拼死拼活也供不起你啊。我感到了一阵羞耻：早知道你用那个贼的钱，我就不念高中了。
母亲瞪着眼，吼道：不许叫他贼，要不是他隔三岔五偷点粮食，我们娘俩早就饿死了。那个时候，大伙儿都饿，都偷……我不由得颤抖了一下，打断母亲的话：这事以后再说，好吗？母亲只得闭了嘴，低下头。
高考后一个多月，我收到了一所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很高兴，之后就问我：开学得带多少钱？我看看缴费清单，上面显示的数目是一千三，就随口说：得千把块钱呢。母亲开始掐指算账，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狠狠心：大学我不上了，我想进灶具厂上班挣钱。
母亲很气愤：你如果不想让你的后代也读不起书，你就得去读大学。母亲的话令我震撼，我动摇了，可是，我不想再用“那个人”的钱。
在我看来，不管怎么样，那个人是做过贼的，而且还葬送过一条性命。
九月初，母亲卖了猪和羊，凑了一千两百多块钱。她心情很轻松：一千块钱你用来交学杂费，两百多块钱作为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张张嘴，但我没有吱声，因为母亲已经很不容易了。
晚上，我动起了脑筋：空缺的钱到哪里去弄呢？我想到了村灶具厂的仓库，我不如先去“借”点灶具救急，等将来赚到钱再想办法将功赎过。说干就干，我溜出了家门。
没想到，收购站的老板对我的“废品”很感兴趣，答应每个给我十块钱。我昏了头，红了眼，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几个晚上出入仓库。
当我的所得达三百块钱时，我提醒自己该收手了。可是，夜幕降临，我的心又开始发痒。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初衷的荒谬——我已经嗜偷成瘾，是一个贼了。我像瘾君子一样无力地对自己保证：今晚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我轻车熟路，爬进仓库，正要动手，忽然从窗户的缝隙里看到外面陡然冒出许多光柱，这些光柱显然在向我围拢。不好，肯定是村里发现丢了东西，在这里设下埋伏。完了，我的大学梦完了！
正万念俱灰时，黑暗中蹿出一个人，借着朦胧的光，我认出他就是“那个人”。他什么时候跟踪我，是怎么进来的，我丝毫没有察觉。“那个人”举起一件灶具照我脑袋就是一下。我一懵，瘫倒在地。仓库的门被踢开了，电筒把屋子照得雪白。“那个人”凶巴巴地指着我：兔崽子，竟敢跟踪你亲老子，坏老子的好事！说着，抬脚还想踢我。人们一拥而上，将他摁倒，嚷嚷着：抓到了，抓到了，他还打伤了自己的儿子。
阴差阳错，“那个人”又成了贼，而我，俨然是大义灭亲的少年英雄。
我完全清醒时，已躺在自家床上。母亲眼睛又红又肿，手中捏着一叠零碎的钞票，那是我藏在被单下的销赃款。她神情恍惚，反复念叨：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委屈自己呢？我恍然大悟，是“那个人”拯救了我，拯救了我这个准大学生，拯救了我这个一直不愿叫他父亲的儿子。
只是，我不能理解母亲所说的“总是”的含义。母亲似乎看懂了我的眼神：十几年前，他和另一个人到生产队偷粮食，被夜巡的乡干部发现，就一前一后逃跑，凫水时，另一个人小腿突然抽筋，淹死了。他被抓后交待，死掉的人是为了逮他这个贼才被淹死的。哎，被淹死的人家里比我们穷，为了那一家人能够得到救济活下去，他就撒了谎。现在，我希望你记住，他是个好人，你不是贼的儿子，你不应该干出贼的勾当。
这些年来，我总顽固地认定“那个人”是个坏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有一个曾经坐过牢的父亲，他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为了儿子，他不惜一切，再次背负起贼的罪名。我嚎啕大哭，为“那个人”的痛苦和伟大。
“那个人”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我想去看他，他托母亲传话给我：你别来，我永远不要你踏进这种地方。
转眼我已经毕业并参加了工作，我取出攒了近半年的工资，敦促母亲：等“那个人”出狱，你们就复婚。母亲笑了，很欣慰。“那个人”出狱那天，我和母亲去接他。我上前帮那个人提行李时叫了一声爸，“那个人”顿时老泪纵横……
（四）潘金莲别传
想这吸引下人的眼球吧！呵呵~——潘金莲和西门庆非法同居的时候，西门庆还在读大学。西门庆某年暑假去阳谷寻花问柳，巧遇了当地大名鼎鼎的潘金莲。
原本一普通民女。阳谷县选美的时候，她想方设法认识了每一个评委，然后跟每一个评委睡觉，决赛的时候，尽管她回答问题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把梁山好汉宋江说成是历史上最大的恐怖分子，还策划、参与过“9？11事件”，所有的评委还是把最高分给了她，使她获得了第一名，戴上了“阳谷县小姐”的桂冠，然后按照合同规定，当上了本地最大一家企业的形象大使。那家企业，是本次选美大赛的惟一赞助商，名字叫“武氏烧饼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法人代表，就是闻名古今的武大郎。
潘金莲这个形象大使，实际上徙有虚名，她真实的身份是武大郎的小蜜。她本来不想干，但人家给她的薪水比阳谷县县长的薪水还高几十倍。所以她即使恶心得要死，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可是她还没有熬到一年，就不想再熬下去了，恨不得杀了武大郎，因为武大郎不仅丑陋不堪，还非常变态，经常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倒也坦率，说什么这是大款的通病，他既然是大款，当然也有这种病。气得潘金莲咬牙切齿，若不是西门庆及时出现，武大郎也许早就成为她的刀下鬼了。
他们的认识很偶然，也很有戏剧性。为了节省笔墨，这里就不表了。单表她自从见了西门庆，就像克林顿见了莱温斯基。小伙子不仅帅呆了，还极有气质。于是她决定勾引他。
这事儿很容易就搞定了，因为被这样一个有钱的大美人勾引，正是西门庆求之不得的事。于是他学都不去上了。高兴地接受了潘金莲的安排。潘金莲对他说：你上什么学呢？就算读到了京城，也还是没有跨出国门，等我挣够了钱，我们就到美国去，你去读美国的大学，我给你洗衣做饭，等你在美国读完大学，咱们就回来，那时候你再去找工作，肯定容易得多。要不咱们干脆不回来了，买个美国户口，就在美国安家落户，你开一家公司，我做你的助手。高兴得西门庆连声说好：能在美国开公司，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但是不要开在纽约，那里容易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公司到底开在哪里，到时候再说。
潘金莲做完这番规划，就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给西门庆租了一套房子，又给他买了一套高档家具，然后让西门庆住了进去，每月给他一大笔零花钱，还花高价给他聘了一个法国厨师，专门给他做饭，因为他说他最喜欢吃法国菜。她有空就来跟他共度良宵。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就忘了在武大郎那里受的折磨。为了维持西门庆的开销，她就尽量在武大郎那里弄钱。
按里说她既然做了武大郎的小蜜，是没有多少时间跟西门庆在一起的。但她还是有时间跟他在一起，原因在于武大郎因生意上的事，要经常飞国外，他本来可以带上潘金莲，但是他要尝外国女人的滋味，带上潘金莲不方便，所以潘金莲还是有时间跟西门庆幽会。
然而，俗话说好花不长开，好事不长在，潘金莲背叛武大郎，用他给她的钱在外面养小白脸的事，不久就被武大郎知道了。武大郎暗中养了几个密探，这些人不仅负责监视公司其他重要员工，防止他们吃里扒外，还负责替他们的老板监视潘金莲。而这个情况，还算单纯的潘金莲一点也不知道。
于是某一天，潘金莲和西门庆幽会时，屋里突然起了大火，他们惊慌而逃，可是没能逃出去，外面的防盗门不知被谁堵死了。他们绝望地大喊救命，可是没人来救他们，也不见消防车救火。据说阳谷县消防队那天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如果今天某某地方发生了火灾，不准去救火，否则他们有去无回。
大名鼎鼎的潘金莲神秘失踪，自然引起了阳谷县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局长亲自出马，决定弄个水落石出。武大郎知道后，把局长叫去训了一顿：我都没有着急，你着哪门了急？你这个局长，还想不想干了？去去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OK？别多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