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牧甘常坏谖宕问�1960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冬到1960年春，合并了30％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0％。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五次。农民说：“今年变，明年变，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过多地扣留公积金，不少社、队连续几年没有分配，社员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多亿斤，后来落实到380亿斤，最后落实到287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原来是420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亿斤，舒同不听，报400亿斤），后来落实为270亿斤，后来又说是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亿斤（亩产405斤，粮田面积9261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过秤入库174。97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160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年上报平均亩产5000斤，总产31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7斤，总产量只有4。05亿斤。1959年上报平均亩产700斤，总产8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8斤，总产量只有3。6亿斤。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而膨胀起来，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以水利建设为例，全省原定1960年修建大中型37座，结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122处，800万人上阵。第二个恶果是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1958年是少有的丰收年，但由于粗收浪费，放开肚皮吃，结果1959年春天就出现了粮食紧张。1959年收成仍然不错，但由于估产偏高，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又发生了上年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这个报告没有说，即粮食产量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 在山东省很多地方，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这个县寒桥公社洛东二小队36户，只有一户养鸡，却强迫31户社员卖了103个鸡蛋。
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53000间，扒坟38000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乱撤换干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五莲县洪凝公社自1959年以来，撤换基层干部192名，经调查，其中撤换错了的有80多名。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撤换了60％，全队54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
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10天，一家8口被饿死4口。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40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1960年1月到7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688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了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一个人就打了70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这个公社根据重点调查，打过人的干部占30％－70％，社员因挨打而上吊的死6人，自杀未遂的11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52个小孩，在大兵团作战时，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37个。
干部特殊风 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的东西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需要。公社党委50人，从1960年3月到8月，就吃肉1360斤，平均每人27斤。1960年10月12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潘昭锡给省委写信，反映莱芜县的特殊化问题，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经常到食堂买饭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5斤。据说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30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20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40多斤，书记每人分5斤，每个常委分2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给其他机关干部吃。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这实际是送礼，不过是交钱而已。”
瞎指挥风 在农业生产中不尊重农民的意见，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农民没有发言权，生产队长也没有发言权，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里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不能说。谁要是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例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风”不是曾希圣第一次揭露的，1960年3月，山东省召开了有12000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会上的报告中也曾批评过“五风”问题。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1960年3月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介绍了舒同报告内容。毛泽东3月22日、23日，对《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
但是，一直到1960年底，舒同撤职以前，“五风”还是十分严重。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据国家粮食部1962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这是最后的实绩数，在当年年度，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表8－1：1957－1961年山东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42．10 287．00 243．00 182．34 180．00
贸易 210．52 249．57 211．30 158．55 156．52
征购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销售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净拥有 215．14 259．17 203．34 174．43 154．50
总人口（万人）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人均净拥有（斤）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山东》。
表8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参看本书第＊页“祸起中原”――页码待定稿后由编辑定）。表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
从表81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产量242．10亿斤，1961年只有180亿斤，三年减少了62．1亿斤，即减少了25．66％。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却大幅度增加，1959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44亿斤，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12。87亿斤。1960－1961年征购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8－1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1960年的182．34亿斤，实际过秤入库的只有174．97亿斤，其余7．37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果，还不到1959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