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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表现极其熟练。作为黑手党军事组织的成员，丰塔纳比黑手党家族的政治赞助人抛头露面的机会更多。连准备接受帕里佐罗为他们自己人的政治家也为花费任何政治可信度去保护一个暴徒而感到紧张不安。
法庭上人们对使得丰塔纳长时间免受起诉的不在场证明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提供大量同伴证人来证明案发当天他事实上在突尼斯。1895年春，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勇敢地前往北非去探查黑手党的踪迹。（圣乔治认为有一整个黑手党家族在那里运作。）莱奥波多在哈马马特〔※突尼斯东北部的一座古城和著名的旅游区。〕及附近遇到的西西里人以“留声机般的一致性”证实了丰塔纳的不在场证词。但是经过对突尼斯的邮政汇票单登记册和巴勒莫的邮政汇票登记册仔细对比，莱奥波多和他的律师对证词提出了质疑。很有可能是丰塔纳的一个同伙替他寄出并接收汇票，证明他在案发时已经离开了西西里。
在关键的时间点有人看见丰塔纳这名黑手党分子。比如，在案发前的那个晚上，有人看到过丰塔纳，当时戴着圆顶礼帽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在阿尔塔维拉从火车上下来。然而，在法庭上几个之前声称见过丰塔纳的证人不安地做出前后矛盾的否认。
帕里佐罗对交互讯问的反应证明了一条真理，那就是：借口不在多。不顾明显的不真实性，唐·拉法莱·帕里佐罗把自己描述成政治阴谋的受害者，甚至否认原告任何最无足轻重的声明。他非黑手党的头目，他说，他是黑手党的受害人之一。丰塔纳和帕里佐罗否认互相认识。然而，结果证明帕里佐罗在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股票诈骗中的中间人也是丰塔纳的生意伙伴——此人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丰塔纳当时不在现场而是在突尼斯。
一名证人的陈述引起了听众的特殊兴趣，这位证人就是朱塞佩·彼得，一位有名的民俗学专家。这位“人民心理学”教授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帕里佐罗的性格——被告人是他在地方政府的一名亲密同事。彼得表明，帕里佐罗年轻时曾写过一篇小说的事实表明他有“高尚的思想，崇尚美德，厌恶邪恶”。当被问及如何定义黑手党时，彼得解释说，它起源于阿拉伯语中的单词“masclas”。它的意思是过分的自我意识．不愿甘受欺侮；在下层社会可能会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
被叫到证人席的时候，警察局局长埃曼诺·圣乔治采取了不那么书生气的做法。黑手党，他说，是基于保护费之上的宣誓犯罪组织。它在整个西西里西部甚至其他国家都有根据地。当时圣乔治患了重感冒，对法庭上的很多人来说，他沙哑的声音几乎是听不到的。被告律师的支持者反驳说，最近的这次巴勒莫审判几乎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
博洛尼亚陪审团在1902年7月30日晚上9点3刻休庭商讨诺塔巴托洛谋杀案的裁决。人们的期待一点不亚于审讯的规模。审讯已经持续了将近11个月，提交了50卷厚厚的证据。听取了503名证人的证词，有证人亲自作的证词，也有宣誓证词。证人中包括3位前政府部长、7名参议员、11名国会议员还有5名警察局长。审判笔录中记录了54次“骚动”。其中有6次法庭不得不清场才得以恢复秩序。其中有几次为避免双方律师打起来不得不将他们分开。一名审判长在审讯期间去世；两名陪审员由于身体欠佳而被换下。双方的支持者们在法庭上将其演讲才华发挥到极致：诺塔巴托洛家的一名律师发表了长达8天的总结性演说，另外一名则讲了4天半。
7月30日晚是一年中最热的。里面燃着的煤气灯把挤满人的审判室搞得令人窒息。外边的街道也挤得满满的。法庭由半个连的步兵、50名警察和40名宪兵守卫，他们其中很多人围着被告席排成队，佩带着刺刀。在法官做总结时，传出了黑手党密谋杀害诺塔巴托洛的一名律师的谣言。
11点25分，陪审团一行回到法庭。陪审团团长，一名小学老师，站起来把手放在胸口。听着法官的一系列发问，他的声音明显很激动。
“被告拉法莱·帕里佐罗指使他人行刺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罪名成立吗？”
“是的”，这一回答受到鼓掌欢迎，同时伴随着惊讶的尖叫。丰塔纳也被判谋杀诺塔巴托洛。
法官宣判之后——两名被告分别被判30年的监禁——帕里佐罗要求发言：“你们被骗了，我发誓，就像我第一天所说的那样，我是无辜的。上帝会为我报仇，不是对你们，陪审团，而是对那些明知我是无罪的还诋毁我的人。”
丰塔纳插了一句，“我以我死去的母亲的名义发誓，我也是无辜的”。然后他们就被带下了法庭。
辩护律师离开法庭，旁听席上传来喧闹的口哨声。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和他的律师们已经被一阵欢呼声包围了：“陪审团万岁！”“博洛尼亚正义长存！”“民事诉讼万岁！”他们根本没法穿过外边的人群走到旅馆，不得不先在附近一名律师的办公室里躲起来。在那里，他们在阳台上表达了他们感激之情以回应群众的呼喊。
巴勒莫的情景也几乎与此相同。大量的人群已经聚集在电报局和报社。消息传来不到50分钟，街上已经出现了特刊。那时，人群已经默默地散开。第二天，写着“哀悼中的城市”的标语出现在了巴勒莫的一些商店橱窗。警察局局长圣乔治报告说，这些标语是黑手党分子印制分发的。《时刻》，伊纳齐奥·福罗里欧拥有的一家报社表达了它对最终判决的困惑，并质疑法庭有何具体证据来证明帕里佐罗的罪名。
在一篇被意大利多家报刊引用的文章里，《泰晤士报》也表达了诧异：
鉴于受到恐吓的证人推诿搪塞的证据和几名西西里权贵作出的对帕里佐罗有利的证词，人们期望法官会得益于被告罪名的证据材料不足而给予他们有利判决。
但是，文章总结道，“正义得到了伸张，得到了勇敢的伸张”。
有些报纸上是庆祝的语气。“荣耀归属陪审团成员”，《民族》报宣告。社会主义党的《前进》报为“最野蛮最恶毒的犯罪形式——黑手党”的失败而喝彩。西西里对此案件还是意见不一。在审讯过程中一直看好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事业的《西西里日报》称这一结果是对“黑手党主要拥护者、政治力量”的打击。许多报纸和博洛尼亚的《钱报》一起表达了正义获胜的喜悦，但同时也从官方当局串通保护罪犯的事实中吸取严峻的教训：“希望我们都从这起令人震惊的诉讼案件中吸取教训，并希望在意大利的天空下这类案件不会再次发生。”
六个月后，罗马最高法院因一技术细节问题撤销了整个博洛尼亚审判。
一名次要证人被叫来作证。他刚宣誓完就不得不退下，因为律师们需要争论他作证的必要性。第二天，他又一次出现在证人席上，但是这次没有重新宣誓就开始作陈词。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情节是故意为辩护安排好的防故障保险措施。
在西西里，博洛尼亚裁决引起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政治反响。在“人民的心理学家”朱塞佩·彼得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支持西西里”委员会，他们对帕里佐罗的定罪表示“公愤”，认为这是对整个西西里岛的一次攻击。有20万人签字表示支持。
当事态周期性地在国家层面上对黑手党不利的时候，黑手党及其政治盟友又诉诸于此类的请愿活动，甚至开始制造西西里呼吁独立的声势。这一战术是为了在西西里岛激起一种强烈的“西西里主义”情感。在诺塔巴托洛一案审判期间，新闻界确实有一些有偏见的干预。“西西里是意大利脚上的一颗毒瘤”，一名评论员这样宣称。这些年，还有一些学术家认为意大利南部人是一个落后的种族，他们长着奇形怪状的脑袋，天生就有犯罪倾向。
更为重要的是，帕里佐罗所说的他的“殉难”导致了“支持西西里”委员会背后保守主义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强强联手。“支持西西里”委员会这一组织不单单是黑手党的前锋组织，甚至还是规模扩大了的意大利航运总公司的游说闭。帕里佐罗的案子正处于西西里重要的右翼政党在罗马不再有影响力的时候。现在自由党政府甚至还对社会党表示友好。“支持西西里”委员会是保守党对他们觉察到的无权力的回应。这一施压团体并没有持续很久，但是他们确实想方设法让政府倾听了他们的意见。这种团体的组合可以是任何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博洛尼亚审判的撤销很可能就是向团结在“支持西西里”周围的势力以示友好的表示。
1903年9月5日，此案在佛罗伦萨再审，此时距泰尔米尼一巴勒莫火车杀人案已有十多年了。这次只有丰塔纳和帕里佐罗站在被告席上（那些在博洛尼亚被宣判无罪的人，包括火车上的刹车手不需要接受第二次审判）。然而，佛罗伦萨审判只比上一次审讯短了两周，并且在很多方面都与上次相似。
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的律师们确实传召了一个具有潜在重要性的新证人。据说马特奥·费利佩洛就是那个代表维拉巴泰黑手党家族和帕里佐罗保持联络的人。1896年，他在一场被认为由瓜分谋杀诺塔巴托洛所获得的报酬所引起的争端中受伤。巴勒莫早期还有传言说他也是凶手之一。
费利佩洛受到拘捕的威胁后，才肯出庭聆讯。在佛罗伦萨，他曾因恐吓另一名证人并假装发疯而被逮捕。在本该出庭的前一天，他失踪了。他在圣十字教堂附近的寄宿处被发现在楼梯栏杆上吊而亡。经调查鉴定为自杀。
但时至今日，公众舆论对此案件已经变得厌倦和怀疑了。自莱奥波多·诺塔巴托洛在米兰大肆披露黑幕之后，已经过了将近四年。这个案子起初引起了人们对黑手党的广泛争论。一些有价值的记述发表了出来，其中有两篇来自西西里的警务督察。然而，尽管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