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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亿的人民币又能挤出许多水分来。谭冠屈指细算了一下，征地花了4千万，大厦公司付建筑公司6千万，内装修1个亿足够。
还有那2个亿给大厦公司白赚了。两个亿的回扣也只有120万，
这回扣自“鬼子陆”索要回来被自己那帮哥们私分后，却落下了一块心病呢。退下之后，这大笔的小金库如何移交，仲月清这小娘儿们会要求审计吗？他不得而知。这120万的回扣足以使人心惊肉跳，在大厦公司已是公开的秘密，难保不传回厅里来，引来省纪检部门的关注，能否过得了审计这一关，他也不得而知。听“鬼子陆”报告这大楼的电梯、空调及所有管道都是价高质次的不合格产品，肯定是被人吃了回扣的伪劣产品，其中涉及到一批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仲月清上台会如何处置呢？这丰碑仿佛倾刻就会变成埋葬他10年业绩的墓碑，想想失去权力后的可怕，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寐呢，现在丰碑尚未能矗立起来，他即将黯然地退出政界，退休的他将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呢？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还是声名扫地的贪官，想想，不禁有点扫兴。他想起他的“十大战略”，那7个小时的报告，仅仅是一张未经实践规划的蓝图，“十大战略”的实践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路上他描画着美丽的鲜花。他捧出的第一朵鲜花，当然应该是崔牛牛与魏铭利帮助规划的发行集团，他念念不忘的是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联合国厉害利斯的“大编辑金奖”已经到了火到猪头烂的份上了，只差最后评委投票表决这一关，那个国际“大编”奖就会唾手可得，听说，台湾的张丽姗女士将在美国为他作最后的努力，他相信这个小女人潜在的能量。
他看到了台北草山那片雨幕中的梅园，一个饱经风霜的老者对海峡这边家庭的期望，那是他风烛残年的老父亲，是他给他带来了一个鲜活鲜活的张丽姗女士。这女人不仅成为连结海峡两岸这个分裂的家庭关系的纽带，而且还是将他的事迹推上国际顶峰的越洋使者。她正在利用自己多年在厉害利斯大学留学时建立的各种关系，为他争取厉害利斯的大编辑奖。可惜这奖来得似乎不够及时，使他望眼欲穿，如果在去年到来，他就可以手持金光灿灿的印着洋文的奖牌，向领导和同志们展示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魏铭利再飞快地为自己写上一篇报告文学。不，那怕是带照片的大特写也成啊！他那如日中天的威望使他就可能在国际出版界炙手可热，谁又能够把他这颗烫如火球的明星摘下，闲置在一边呢？他这次也许就不会出局，这奖无疑会增加他保留厅长职务的筹码。
这混蛋的厉害利斯大编辑奖评委会，至今仍然像是一个垂挂在嘴边的香蕉，黄灿灿香喷喷地诱人，却可望而不可得，该死的厉害利斯大编奖，望眼欲穿而不可得呀。不过张丽姗这小女人还是挺可爱的，她通过扬子进出口公司寄来的老爹那些消息、那方砚台仿佛一缕春风注入了多才多艺、多灾多难的老娘的心田，使已经两年卧病在床的妈妈精神为之一振。那些写得古雅疏谈的信和诗，那方古朴而又精致的砚台，却像是救命稻草那样牢牢地攫住了一个长年在人生苦海里挣扎的妻子的心。
谭冠的思绪如跳跃的奔马那样左奔右突，四处闯荡，由官场到家庭，由中国到美国，由大陆到台湾，一切信马由缰，随意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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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韵贞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兴奋了。
此刻，一缕春天的残阳正射进窗帘，斜照在她半躺着的床上，
她孑然一身，满头白发，显得有点落寂。自从两年前那次中风后，
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床，下半身已经麻痹而毫无知觉，辗转于床榻前的梅韵贞已憔悴不堪，鱼网似的皱纹布满着她的眼脸，脸上毫无血色，腊白、腊白的。惟有高耸的颧骨下那双扑闪扑闪的杏眼还闪烁着一丝生命的亮色，高耸挺拔的鼻梁保留着当年梅大小姐的风韵，只是显得有点骨立形销，她像是被岁月风干的木乃伊那样静静地躺在这张松软的席梦思床上，这床简直就是她的墓地，使她感到无言的绝望。唯一支撑着她苟延残喘的生命之烛而发出微光的是那缕无望的期待，她想再见上她的丈夫谭儒文一面，她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希望。她始终在期待着。
严酷的生存现实，证明这位过去风华绝代的才女已步入了形容枯槁的晚年。她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接过小保姆递过来的老花眼镜，正在展读一封她不知道读了多少遍的信，今天她再次品味咀嚼着谭儒文回信中所潜藏的微言大义。
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她的心已死过100回了，而现在她捧读谭儒文的信仍然像是在她那死水般的心中激起了一股微微的波澜，她像孩子一样又哭了。
下午一觉醒来，她在小保姆的搀扶下，背上垫了一床棉被，竟然坐了起来。在夕阳下的一片红云中，她看着信，静静地回忆着过去的岁月，也许太兴奋了，太激动了，躺在床上她了无睡意。闭着眼睛，脑海中翻腾着往事，像是潮水似的一波一波，接连不断。她在黑暗中回忆着过去。服了几片安定，好容易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她就这么时睡时醒，睡梦中回忆着她和谭儒文在一起那短暂的欢娱，清醒时又在脑海中翻腾着噩梦似的生活，她支撑着活下去，那是因为她心中还残存着一丝期待，她期待着能和谭儒文团聚的一天。这种无望的期待，支撑着她微如烛光似的生命，这微弱的光照支撑着一个“活下去”的信念，这是爱情的魅力在临终前的显现。
她那美好的回忆埋葬在溪城梅家大院那深宅的后花园里，埋葬在古都圆明园路那幢西班牙式洋楼的中将官邸中。自从古都市解放后，那幢豪华舒适的官邸和那辆司蒂倍克兜风车就作为敌产被没收了。她本来是可以和汤恩伯的家眷一起飞走的，就因为谭儒文去了台湾后，她就带着冠中去了溪城，在国军家属撤离时，溪城已落人解放军之手。不久，梅凤高作为汉奸商人被关押，她又带着已上了中学的谭冠去了古都市那幢西班牙式官邸，古都市解放后作为敌产，洋楼被当时的军管会没收了。他们母子住进了城南的大杂院。
她从此告别了阔太太的生活，开始替人缝缝补补，依靠从溪城家中带出的首饰细软，藏身于茫茫人海之中，苦熬着岁月。
谭冠中在上大学时把名字改成了谭冠，那“冠中”毕竟太响亮，
他怎敢冠绝中华呢？人还是谦虚一点好，更何况他有着国民党旧军官那样一种家庭背景呢。谭冠的“冠”者只是一顶帽子而已，而且还是一顶民国时期的旧帽子，帽子上依稀留着“国军家属”的字样，他待人、处事、接物就得格外小心谨慎，小小年纪他感到了社会的压力，懂了玩韬晦，玩深沉，看人的脸色说话。那时谭冠很少回家，以示和曾经是国民党官太太的母亲划清了界限。
大学毕业后，由于邬教授的鼎力推荐，他又因为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突出成果，去了A省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看上去他谦虚谨慎，埋头学问而不问世事，实际他心怀城府，深谋远虑，抱负宏大，随时侍机而发。他虽然暂时忘记了母亲，而父母亲的阴影却随时伴随着他。当他以最“**”的言词书写着一张张投枪匕首式的大字报，他的文化底蕴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总的暴发，他终于在“文化大**”的风浪中冲上了时代的浪尖，他成了研究所的红色造反队勤务组的小头头，不过很快他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滑入了波谷，他昔日的战友把他称作混进造反派队伍中的“小爬虫”，他被抛出了**队伍，于是他又有机会埋头于学问。
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和他的全家被下放到易州去了。凭着他的一手好字，一笔好文章，由大队到公社，由公社到县，由县到市，他进了市**委员会政工组的宣传组。宣传组的组长就是那位当年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夫人，一个不会宣传的宣传组长，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大姐，一个从谏如流、政治上开明的好领导，组内同志都称她为“大姐”。大姐的丈夫由省领导人的岗位而被机关造反派加军管会首长组成的省**委员会贬到了易州，成了市**委员会副主任，也只是挂挂名，作为领导干部“三结合”的花瓶而已。那也算是对曾经被打倒了的“走资派”落实政策。
“文革”结束，曾经走出军营进入政界的大大小小的司令和政委们完成了历史使命后，又随着最高领袖的“兵归营，政归党”的号召回归了军营。造反派头头们下乡的下乡，关的关，抓的抓，也都作鸟兽散，各人又回归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曾经一落千丈的被当成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省领导纷纷落实政策，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省委大院。
书记大楼的旧主人又回来了。郑东不久随着也曾是书记处书记，后来成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老首长奉调去了北京。谭冠随着“大姐”回到了古都。他深深地知道他这个带着“旧军官家属”小帽子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得像老鼠那样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而且这只小老鼠还必须吸附在玛瑙盘上，才能因为官场“投鼠忌器”
的心理而避免落得被捉拿宰割的命运。这一手法后来被大小贪官们也反复利用，古代权术中又叫狐假虎威，拉大旗做虎皮一类，谭冠后来总结为官之道时称为“借势”或“造势”。这借势之术被他悄悄地向他的圈内人物推销，比如在邬历社长遭到郭斌、李白舫等人攻击时，他不失时机地授意邬历为省内的一些爱好诗词写作的领导出版了一批诗文选集之类。这些诗文集当然由邬历亲自操刀，
从选题立项到排版、装帧都由邬历单独进行。于是，在省委、省政府大院乃至首长的私宅里经常可看到了邬历忙碌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