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的兑制和酿造一样，中国式的葡萄酒如果酿成了德国式的或者法国式的，或者兼收中外优质而排除中外异质成为独特风味的鸡尾酒也许并不坏，只要能为大多数人民造福，未尝就不是马克思本来的意思。想到这里，他似乎又有点豁然开朗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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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荣和郑东默默地走出了马克思故居。脑海中幻化出海格特公墓静静的马克思墓地。眼前的马克思故居纪念馆和特利尔小城沉浸在万家灯火的暮色之中。远处摩泽尔河的滔声，把他们的思绪带得很远。他们想到了高洪同志保存的那本《共产党宣言》，上海亭子间阁楼的灯光下刻制出的马克思头像……心潮久久难于平静。
匆匆忙忙之中，他们在暮色中驱车浏览了小城其他一些古迹。小龚将车停在了一个德国小餐馆门前。
餐馆内灯光摇曳，每张餐桌上点着一枝小小的红蜡烛。烛光伴随着斯特劳斯的钢琴曲在小店内荡漾，留下一抹淡淡的温馨。
他们品尝了一顿典型的德国式晚餐，酸菜、炸鸡腿、薯条、沙拉苹果，每人一杯可口可乐，几片面包。在德国女招待友好的微笑中，他们频频碰杯，三下五除二地吃掉了面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餐。
餐馆的左侧是古罗马时期的古城门，有着两千年的历史。这段历史记载着特利尔人的祖先由这里一直打到了科隆。这座城门是特利尔人的骄傲。这骄傲是强者对弱者征服的骄傲，因而带点血腥的意味，这血腥注入特利尔人世世代代的脉管的传承之中就成了传统。作为征服者总是令人骄傲的，而被征服者命运的屈辱和悲惨又有谁来同情呢？这同样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特利尔之所以有名，一是因为城市的古老，二是因为这里曾诞生了伟大的马克思。而马克思是同情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的，他同样也是特利尔人的骄傲，马克思在这里度过了17年时光，由这里走向波恩，走向世界……
在这漫漫的秋夜中，小城特利尔月色朗照，群山隐约，灯光闪烁，显得十分迷人。他们告别了这个迷人的城市，原路返回法兰克福。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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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荣和郑东光顾过张丽姗女士的爱心出版社展台后，张女士的心绪一直就不佳，她像是在吃完了一份精致早餐后吞了一只苍蝇那样肠胃一直不舒服。她有点轻微的胃溃疡。于是她把展台交给了她的雇员，一位年轻英俊的先生，就出了展馆。
天空下着牛毛细雨，她沿书城展览大楼中间的路慢慢悠悠地逛着。那两边是卖服装、工艺品、书籍、快餐的小铺子，都是一些临时搭起的帐篷。她走进了一家快餐店，要了一杯热牛奶、一份汉堡包，来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她吃得极斯文，极慢，她要慢慢理一理自己的思绪，想一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易的餐厅，客人来来去去，吃完一批走了，又来一批。服务小姐系着洁白的围裙不时端来一盘盘食物，又收走一摞摞脏餐具。
她一面慢慢地吃着，一面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看看有没有同胞模样的人物。那些衣着齐整的亚洲人，从神态上看就像是日本人。他们各自挑选了一盆简易快餐，匆匆忙忙地吃着，偶尔交谈几句，吃完就匆匆地离开。正当她感到失望时，走进一位秃头先生。先生衣着随便，两手操在裤兜里，穿着一件墨绿色夹克衫。说是秃头也不尽然，光光溜溜的脑壳后面却残留着长长的头发，直垂到耳际，这就有了几分风度；圆圆胖胖的脸上架着一副宽大的眼镜，平添了一点文质彬彬的样子。他是一位诗人，圈子里人称他为海诗人。海诗人的头衔很多，他的诗集出了十几本。他的诗写得清雅疏淡，明白如话，一点都不故弄玄虚，一点都不自高自大，一副平平常常的样子。他的诗有点像大陆汪国真的诗，但他的头衔显然比汪国真要显赫，不过这显赫显然又是他自**作或者是台湾某种势力运作的结果。不像台北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文深奥难懂，聱牙绕口，像是上帝的语言，不像是人间的文字。
因了这平常，他却有了许许多多不平常的头衔：国际华文诗人联谊会会长、世界华人诗刊社社长、国际桂冠诗人、港台诗人协会副理事长等等。最使他走红大陆的是他在香港市政局文化娱乐管理处登记的那家香港海牛出版有限公司。当然他和大陆的扬子出版社社长邬历先生也是极要好的朋友。邬先生曾帮他推出那本薄薄的，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的春天》。这本书在大陆倒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只印了1000册，却使他付出了3万人民币的代价，自然邬历也付出了一个书号。其中l万元送给邬历作为劳务费，也算是一种感情投资。而他的海牛出版有限公司却大大地走红大陆，以至于造成了一桩大案而使他在大陆大大地出了一番名。这名声虽然不大好，但是影响却遍及海内外，使他知名度大增，这也算是歪打正着。他因此很受台湾当局的欢迎，他荣获了当年度的海外文化工作奖，这奖是台湾海外文化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自然官方色彩极浓。
张丽姗与他认识很偶然，也很必然。他们两人同一天参加“海外文化工作奖”的颁奖仪式。张女士的靓丽出众，使具有诗人情怀的海牛先生心头一热，随后就有点想入非非地想与之作倾心交谈。但张女士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大家淑女风范，因而当时也只是保持着点头微笑式的礼尚往来。
但是那天台湾官方最权威的报纸却把他们两人的照片并排登在一起，像是一对老少夫妻那样。这就是缘分了。这缘分的加深和巩固应归于那次令人难忘的文人雅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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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有条重庆南路，是一条长长的书街，也是台湾最大的图书集散之地。书店一家连着一家，全部都是开架售书，数量丰富，品种齐全，门类繁多。这里有装潢典雅的书舍、书斋、书社。自然也有不少沿街出售的书报摊，那里自然又是一番景观，yin秽的、****的书刊也不少。倒是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
张丽姗的台湾爱心出版社和海诗人的海牛出版有限公司便设在这里，都占有一个小小门面。张女士“爱心书屋”和海诗人的“海牛雅舍”中间隔着一家日本式的小小茶艺馆。这茶艺馆具有日本式建筑风格，两层小楼，仿唐大屋顶屋面，木结构门窗，廊沿下挂着一盏盏纸糊的小灯笼，夜幕降临，红灯闪闪烁烁。店名“三更鸡茶艺④馆”，有点中日合璧的味道。老板自然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中日合璧式的混血儿。表演的茶道，名目日本式，实际还是台湾式的茶艺。因价格低廉，再加上其他一些意外服务，自然生意格外兴隆。
茶艺馆的名字起得怪怪的，也许这名字只是适合了某些有特殊癖好的男士和文艺家、诗人们怪怪的脾气。这里自然既成了文人骚客们寻求刺激的场所，又是文化雅集的首选之地。有时骚客和文人是不分家的，诗酒流返，携ji同饮，醉卧青楼，从诗界泰斗李白起就是千古雅事，在台北这个**业特别发达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引出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儿来。骚客文人习以为常地、日复一日地沿续着自己风流潇洒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地放浪形骸，在女色和美酒的刺激中触发灵感，激起创作热情。
茶艺馆左邻右舍的男女主人都是在华文界有点名气的人物，自然遇有雅集也便成了这里的常客。这里的雅集是由有身分、有产业的诗界豪客、文坛巨子轮流作东的。遇有某诗人生日，某作家婚庆，大陆、香港某诗家来访，那些长得漂亮或者不够漂亮，手头阔绰或者不够阔绰，举止怪异或者不够怪异，行为潇洒或者不够潇洒的文人雅士就齐聚一堂，以茶会友，所费不多，却较为随意，陪茶小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价格公道，随心所欲。
一壶茶水，又可演变出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名堂来。雅士们相对品茗，或有主题，或无主题地闲扯，有时有人主讲，有时无人主讲，话题信手拈来；家事、国事、天下事，文坛、影界、企业界，男人、女人、风流人，事事可入话题，人人可成中心，主题随意而定。总之追求的是酣畅淋漓、自由旷达的境界。谈到高兴之时，雅士们也可偎红依翠地戏谑一番，或带着流莺去外面风光风光。当然这样的价格要高一点。
那晚的聚会，张丽姗仿佛记得是欢迎一位大陆或者是香港来的什么诗人到访，名曰“两岸新诗交流联谊座谈”。那些装束和模样有点怪里怪气，说着怪里怪气语言的诗界朋友都聚到了“三更鸡”。
张女士来到“三更鸡”时已是黄昏时分，红灯初亮。两位小姐一着日本和服，一着中国旗袍左右分列，鞠躬如仪地“欢迎光临”。
楼下的大厅内灯光幽暗。木格的天花板上缀挂着许多塑料做的绿叶和小白花，东一绺，西一绺地垂吊下来。大厅内四壁挂着日本的浮士绘。工笔细绘的日本女人穿着和服，手持折扇挡住半面粉脸，一副春情万种，**半裸的神态。大厅内多半是散座客人，
围坐在一个个隔面板小小的塌塌米之间，中间夹杂着一些穿和服的或穿旗袍的小姐，她们个个浓妆艳抹，情意绵绵地陪客人喝茶。她们不时发出一阵阵嘻嘻的浪笑声，和客人放肆地打情骂俏，有的干脆斜靠在客人怀里，任凭客人在胸口内、大腿上随意摸捏。
张女士看着这些场面感到有点恶心，于是匆匆穿过走廊登上楼梯去寻楼上雅座里的朋友。楼上被分隔成一个个大小包间。最大的包间“雅聚厅”有20平方米大。打开日本式的拉门，宾客们席地而坐，屋内烟雾缭绕。好在张女士也是女烟客之一，并不反对这种诱人的随意。她在雅座的门口脱掉了脚上的小皮鞋，款款进人雅座，轻盈地落座在他们中间。这10多个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认识的当然数海诗人最为熟悉。海诗人很随意地递上一支“三五牌”香烟给她，她优雅地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