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汉平原上的各个城市中乱窜，去兜售书号，散发马刚、施建等人的空头书号。他的空头公司开业那天，各大员前去祝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很是热闹。江灵王书记热情地派秘书送来了一幅装裱好的墨宝，那上面龙飞凤舞，笔墨淋漓地写上“诗情满江汉，财源达天涯”。好一个情满天涯的热烈。这小子又怎么和江灵王这大书记搭上的呢？原来小骗子有一诗友是《江汉日报》的文艺编辑。
这编辑常常发表书记大人顺口溜一般的抒情诗，再摇动生花妙笔，写一写吹捧的评论文章。文章说江灵王书记的诗是“哲思与美韵的融合，是对崇尚高风亮节情怀的自己作了诚挚的坦露，是诗人经过哲思的过滤，使物象超越时空，追寻屈子遗韵，而显露出的一种生命的光辉和灵气”等等，使江灵王书记看了身心均感舒畅愉悦，和这小编辑有了几分感情，就透出了想出一本诗集的意思。小编辑当然心领神会，于是就找了小骗子，不过小骗子这时还不像是骗子，倒像一个真正的香港出版社代理人。
海牛先生一边嚼着那根美味无比的牛鞭，一边就着啤酒侃侃而谈。
张丽姗女士慢慢地品味着那对小小的羊卵子，也没品出什么特别的味来，只感觉到有一股淡淡的羊骚气。好在这骚气又淹没在美味无比的“佛跳墙”大汤之中。她听得很专注，很认真。
海牛口若悬河，借着酒劲，大肆渲染这桩离奇的案子。
这江灵王书记不仅想在自己的领地内塑造起一个诗人的光辉形象，而且还想通过香港这个窗口走向世界，于是提出要在香港出，这当然正中小骗子的下怀。小骗子说，这香港书号嘛，一般要卖到3000元一个，这市委书记要嘛，我可以便宜一点，打一个对折吧，1500元。那么到底用谁的书号呢？小骗子想了一想，他作为马诗人和施诗人在大陆的出版代理，只能得10％的回扣，也就是说1500元只能得150元钱。而我的海牛“书号”却是免费奉送的。
这书号本来就是随便编编不花钱的，就像是“学生证”、“记者证”的编号一样。怎么又值了钱呢？主要是大陆出版社自己编不出好书，去赚取利润，一些人就利用国家对出版社的垄断经营，干起了这无本万利的勾当，弄出“买卖书号”来。书号无价，却要出售，这里面的“猫儿腻”就多了。一个书号可以卖到8000～18000元，里面的幅度全由社长、总编说了算。有的还把“书号”承包到个人，于是就有了公家拿小头、个人得大头的事。这完全是一种“权钱交易”的形式。书商出钱，出版社出书号。香港的书号无意义，大陆的书号则成了国家授予的专有出版权和总发行权的象征，而这些权力在香港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大陆这种对出版高度计划垄断地区才有实际意义。于是像马刚、施箭这类骗子，把目标对上了大陆，把屁钱不值的香港书号拿到大陆上炒得像黄金一样贵重。
到这里，张女士嘴唇轻启，微微…笑：“你说人家是骗子，人家怎么说你是最大的‘书号贩子’呢？甚至还有顺口溜说：‘海牛、海牛，书号如流，要想出书，请找海牛；要想发财，请君莫愁，不花大钱，可得大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海牛略显尴尬地继续讲他的故事。干我们这行，你应该懂，我们的主要目标不在经济而在文化上，也就是台湾当局所说的文化登陆。请注意我是不问政治的，这里没有政治目的，我只是广交朋友，以我们的价值观、文化观，潜移默化地影响大陆，慢慢地化解他们僵化的出版体制。你不要笑。这化解，不是摧毁，也不是瓦解，
而是稀释，你懂吗？看你那样子是笑话我。哦，不是就好。所以我开始给小骗子的“海牛”书号全是免费的，所以他把我的书号卖给了江灵王书记。不过这江书记的书号钱也不是他本人出的，而是报社给掏的。总共印了3000本，靠江书记的几个条子3000本诗集还不分销一空，还得了一万多元钱。这江书记当然也不是为了钱，只要自己不出钱。赚的钱倒也全部捐给了教育扶贫基金会。这当然是在老东西根据B省“扫黄”领导小组的意见立案查处之后，报纸上还大肆宣传了一气，以示江书记的高风亮节。
本来这事漂漂亮亮的也没大事，怪都怪小骗子这个流氓人心不足蛇吞象，他到处买卖马刚、施箭和我的书号，开始还交点钱，后来干脆自己编造假书号去卖了，一卖卖了130多个。我的免费书号也越弄越多，没办法我发了一个《使用海牛书号须知》，当然也是广为散发的，为的是扩大影响，绝对不是为了赚钱。后来每个书号收200元钱管理费，只要夹到信封里寄来，我就寄去委托书的付印单。我熟悉和不熟悉的所谓代理人把我的书号费抬到了3000～
8000元不等，弄得我很被动，也很狼狈。我的书号开始像是出殡用的纸钱那样被那些骗子到处乱撒，飞遍了大江南北，我也就在国家出版机关挂上了号，上了黑名单。小骗子的行径引起了B省“扫黄”办的注意，“扫黄”办责成江汉市新闻出版局立案查处。这时A省“扫黄”办那个混蛋，也就是文化警察郑东竟然在报纸上大揭“炒卖香港书号的秘密”。新闻出版署下达《严禁买卖香港书号的通知》，这样小骗子的末日就到了。香港的大骗子的面目也暴露无遗，我这个热心沟通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为“国府”以文化争取大陆民心的桂冠诗人，似乎也成了和马刚、杜天马、施箭一样的文化骗子。
这小骗子专案组组长就是那个共军转业的军法官老东西。老东西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江灵王的诗集是在江汉市卖出的第一本海牛“书号”。深入查处必然犯忌，得罪江灵王，不去查处必然使其他上当受骗的文化人不服，是为两难。老东西不信邪，坚决地查清了来龙去脉。为尊者讳是中国的传统，老东西也不能例外，对外闭口不谈江灵王的诗集的出版。一是为了含含糊糊把小骗子判了刑拉倒。二是专案组要去香港取证，这显然不可能。而那小骗子口口声声说他倒卖的书号钱全部交给了我。你知道我是“君子喻以义”的人。你冷笑什么？噢，你说200元一个书号，上千个书号在大陆漫天飞，收入也很可观？那当然，钱是弄了一些，那还不是为了减少“国府”对大陆文化出击的费用，你不相信算了。反正比较起来我的书号比其他人的算是最便宜的了。我的目的不是赚钱，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可发誓，确实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好了，我们不争论。
老东西竟然驱车来到了深圳，约我到深圳详谈。你想我堂堂海牛能去深圳吗？没准给老东西带来的警察带到江汉市当成小骗子的同伙审，我这一世清名不是毁于旦夕了吗？我可不愿坐共产党的牢。我在电话里回答了他的调查，并答应书面证明小骗子的诈骗行径。我客客气气地给老东西写了一封信说明几点：一、认识小骗子是在s市，当时他是出版社的小编辑。他说天海出版社一个书号要卖6000元，许多诗人想出诗集，买不起书号，都知难而退。二、海牛未与小骗子签任何协议书，他不是我的职员，也不是什么代理人，我交给他15个书号，是请他代赠给那些想出书又出不起书的诗人，申明不许收费，并告诉他“你如果没有这种服务精神，不要做这种事”。结果小骗子全都卖掉了，我陆续被他骗去书号38个。此人的品格很坏，非常狡猾。三、海牛没有收小骗子一分钱。0不但是对小骗子，对任何来信申请书号的作者亦如此。“海牛”国际书号是免费赠送的，后来才收取成本费200元。我还声明“海牛”不以谋利为目的，宗旨是开拓重建中华文化，纾解作家出书困难，目的是维护读者向心力。
有了我的证明材料，小骗子才被送上了法庭，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13年。最终证明他“买卖香港书号”获利13．5万多元。
“以后大陆有报纸披露了该案的查处情况。你老人家恼羞成怒，赤膊上阵写了一篇《论大陆出版体制》，大骂共产党。文中有这样的语言：‘大陆的书号问题，表明旧体制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需要新的体制代替。’说什么‘大陆的图书市场是计划经济残存的一个顽固堡垒’，说什么‘共产党靠宣传起家，深知文化宣传部门的重要性，深怕意识形态的开放，会一发不可收拾’云云，是不是这样？亲爱的海牛大哥？”张丽姗不无嘲弄地睁着好看的大眼睛，冷冷凝视着海牛那张微微发红的胖脸问道。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那当然，我是干什么的，你知不知道？”
“知道，知道，我们彼此彼此，不是亲如兄妹吗？来，干杯，喝酒。我再给你说说老家伙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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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伙查了小骗子后，自我感觉良好，他得到全国“扫黄”办公室南风主任的高度评价，自有一点春风得意。其实他查这个案子江灵王是极不高兴的，只是上有中央、省里的压力，又在法理之中，不好发作罢了。谁知案子查了一半，引起了新闻单位的重视。中宣部那位铁腕副部长为了配合当年的“扫黄、打非”斗争，就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去采访。喂，你别光顾吃，听我说，好戏还在后面。这《焦点访谈》派了两个年轻精干的记者来到了B省。B省“扫黄”办这次派出一位名字叫郑东的人。对，与A省的郑东名字一样。我把他叫小郑东。他曾是专案组的成员，小郑东与两记者乘一辆白色桑塔纳去了江汉市。
江汉市这边作了周密的安排，由宣传部制定了摄制计划。当然是对市委书记那本《情满江汉》的诗集闭口不谈，只是反映市委、市政府如何重视支持案件的查处，另外计划好吃好喝把这帮难缠的记者打发走算了。于是也派了一部黑色桑塔纳，名目服务，实际是跟踪。黑车原准备把白车引导到邻近的开州市一家印刷厂，去采访一名普通作者买香港书号印书的事，后来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