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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看来，圣西门的这类相法实在有点荒唐可笑。 毕竟古往今来，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哪场革命的最终结果，失败或是胜利其得益者从来就是少数人获得最大的好处而已，更多的普通民众依然处于金字塔的底层。所谓“人人平等”的概念，仅仅存在于法律条文中，或是政客们的口头禅上。要想在现实生活中，“人人平等”成为一类令所有人恪守承诺的行为标准，恐怕现在的安德鲁，自己将第一个跳出来发反对。
所谓“法朗吉”，就是傅立叶刚刚设想出来的一种生产消费协作团体。傅立叶认为这显然是一种当今世界最为的理想的社会。即“和谐社会”，社会基层单位将会自给自足、独立的“法郎吉”。另外，法郎吉投股集资，劳动者和资产者都可入股，人人参加劳动。以劳动、资本、才能（包括知识）三者为标准，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
对于圣西门的承诺，以及傅立叶“法郎吉”的购买推广，安德鲁自然没有多大兴趣。只是看在两位名人的面子上，才与之心不在焉的交流过一番。并让侍从们带带着两位空想家到马赛与土伦一带四处走走，看看这里共和国的市民们生产与生活情况。那是安德鲁想着展现南部的事实，便是圣西门与傅立叶两人心中所谓的“和谐社会”。
“抱歉，元帅阁下！你所创立的马赛式生活并非我们所述的‘和谐社会’。”再度见面一句话，血气方刚的傅立叶便毫不客气的否定了安德鲁在马赛以及土伦一带的努力结果。同样，从一旁在座的圣西门的神情上看，他也抱有此类的看法。
“……在这里，无数工人们依然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每日持续工作达10个小时之久，而他们所能得到的周薪报酬却只有3到5法郎不等。仅仅用来养家糊口；与此同时，那些有钱的富翁、商人，以及大银行家们，个人一天得到的利润却比工人们的全年总和还多！尤其是那些钢铁厂主的老板们，哪个人的身价不是超过百万法郎的。”
在安德鲁的默许下，这一周的考察期间里，圣西门与傅立叶能够畅通无阻的深入到各个钢铁工厂，铁路工地，以及纺织机械厂，与那里的工人、雇工、甚至产业主们相互交谈。两人得到的所有数据也自然是真实可信的。收到情报的安德鲁，倒很是佩服他们认真求证的精神，但谈及两人对这类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的批判上，安德鲁却颇有微词。
“哦，既然出现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那些与你们交谈过的普通工人们，他们的反应究竟如何？”安德鲁打断傅立叶的发言，转而对着两人忽然发问：“难道有人会提倡巴贝夫平等派的宣言，再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赶走、推翻或是杀死有钱人，让工人们当家作主？哪怕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至少在马赛与土伦都是如此。”
看着两人尴尬的表情，安德鲁得意的继续说道：“相信你们也清楚，这并不是我派遣军队实施武力弹压后的沉默结果，而是如今的市民们压根不愿意回到衣食无保障的那个动乱年代。那是，他们除了所谓的革命，一无所获。不错，相对于工人们低收入而言，工厂业主们的利润的确高得惊人。对此，我并不否认，因为安德鲁本人就是数个颇具规模工厂的大股东。而这一切产生的根源，根本就是我示意马赛市政厅刻意营造的效益环境。”
“但，元帅阁下！社会公民的收入获得应该履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而不是遵从资本提供者本人的注入工厂实际资金的多寡，因为那样会使得整个事情的最终发展结果，必然导致只给少数富有者和大资产提供者带来了利益，‘游手好闲’的人仍旧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广大 无产业者和劳动群众依旧遭受苦难。只有实现了收入上的公平，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源所在。”在短短暂的沉默之后，圣西门毅然反驳出安德鲁种种放任自流的经济做法。在他看来，收入上的绝对平均才是立国之道。
安德鲁怜悯式的摇摇头，“这真是一类矛盾的说法，圣西门公民！作为革命前的贵族与富裕者代表，相信你当然了解有钱人从事经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利润，单位领域里的最大化利润的取得！事实上我的观念中，这种追求利润的过程，才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原动力。至于，你所说的收入上的绝对公平，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否则，我宁可让所有金钱在宝库里堆积褪色，也不会投入到任何生产领域中，那是因为我的付出与获得不成比例！”
安德鲁指着桌面上的一件精美的瓷器，继续说道：“这类来自远东官窑的工艺品，其原料仅仅是一种当地随处可见的黏土，加上人力与制作成本还不到一法郎，即便是从泥土变成瓷器，在中国一地的价格也不过20法郎左右而已；但随后，瓷器又辗转到万里之遥的欧洲，于是它的身价一跃到5000法郎之高。很明显，这就是一种被远洋商人们所获取的暴利。说句老实话，这类贸易巨额利润的得来，比起战争掠夺还要快上三分。
正是有了这种巨额利润的存在，才使得欧洲的商人们开始不顾一切的向外探索，寻求一条可以绕过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下的中东，只为通向远东的黄金航线。先是葡萄牙与西班牙王国的崛起，再是荷兰人的强盛，接着便是英国的商船开赴印度殖民地。种种冒险探寻活动的开展，则是国家的富强，经济的繁荣以及民众生活得以保障。
放在工商业上同样如此，商人们在某一领域里的投资行为，也是一类冒险，资金越多，风险也越大。当然，那些敢于投资的商人们所期望的利润更应该大些。你们的眼睛单单看到了工人的收入过低的事实，却极少注意富人承担社会义务的程度。在马赛施行的赋税方面，普通百姓的纳税极少，有的人根本不存在任何费用；但那些身价不菲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每年交纳的赋税却占据整个马赛市财政收入的75％以上。
这些钱用来做了什么：为一无所长的工人得到一个培训的机会。让穷人家子弟也免费进入正规学校里学习，市政建设上修建宽阔的公路和新型的铁路，救济失业人员以保障他们家庭的最低生活标准；对了，还有在马赛城内新进设置的公共医疗场所，也是商业利润的反馈给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不是一种有钱人的慈善，而是纳税人的义务行为！因为政府保障商人们的合法利益，而他们就必须回报部分利润给社会。
所以说，在我倡导的和谐社会中，从来都不掩饰与回避劳资双方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但强调更多的却是，即然得到利益更多的人，就必须承担对社会更多的责任，同时也赢得他们自己的社会声誉与地位。对于那些即想多赚钱，又想不多纳税的混蛋商人，安德鲁不会太客气，有的是办法来对付他们。看过马赛的最近报纸，你们就知道马赛第一钢铁厂因为偷税逃税，马赛市政厅的税务部门干脆将他们的办公室搬到这家钢铁厂的大门门口。”
安德鲁长过空想者200年的见识，明白所谓的收入绝对平等，反而是圈养大批懒汉的温床。圣西门、欧文等人在美国试验田的失败，以及日后的各类“先进思想”无数次劳民伤财的实践，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何况，人的个性生来就属于贪婪二字，如同色鬼看见美女，奸商追求利润，政客看好权势，以及士兵喜好掠夺一般。
这类人与身具来的天性，谈及不上什么好与不好，对与不对，唯一的区别则是当权者如何正确引导民众的问题。摆脱神权束缚的欧洲人能够在法律的尺度下，肆意放纵与追求自己的贪婪，于是就有了航海大发现数量庞大的殖民地，以及日后面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在中国，贪婪向来属于上位者的专利，倘若下层有人提出这一要求，只是为远洋通商而已，便是一条谋反大罪。尤其在东方，这些上位者的贪婪矛头极少向外，却只是对准原本就一无所有的老百姓，尽管前者家里富得流油，后者的穷苦是常常揭不开锅。
安德鲁的前世，赵凯生活的那个时代，接受过太多太多有关无产阶级教育的他，一段时期内要比眼前这两位空想家更加激进，对于在社会主义的国度上实施资本主义的那套做法很是厌恶，认为这是造成种种权钱交易、官吏贪污成风、政府效率低下，以及社会缺乏安全感的罪魁祸首。但随着年纪渐长，社会见识增多，他开始为自己先前种种幼稚无比的想法感到悲哀。前世，赵恺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但今时，安德鲁却拥有改造天地的强大实力。
商人就是商人，只是一个千方百计追逐利润的经济怪物。安德鲁在马赛的各项实业引导政策，便是圈养起这些经济怪物，好为国家（应该说更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自己之所以能即将踏上未来的巴黎之旅，很大程度上，就是身边包括犹太共济会在内的商人们功劳所在。没有了这些商人的支持，安德鲁连发给军队的粮饷都难以保障，更别说统一全法国。
但用，也要防。既然是怪物，不自觉的就会显露出怪物的脾气，小到克扣工人工资，贿赂各级官员，大到与自己的分庭抗争。对于后者，安德鲁从来都是铁碗手段予以镇压。而民权法典的颁布，也可以保障雇工最起码的合法利益；至于贿赂官员这一条，安德鲁的确感觉有些头疼。由于自己在司法处理上前后矛盾，使得很多高层人物能够肆无忌惮的，公开接受商人们的财礼，给予对方在工程承包以及项目采购上的种种方便。
同样，傅立叶也琢磨出安德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