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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担忧的是，现在这些工作都没有人做。”宋鸿兵说，我们现在只统计钱而不去追踪人是不够的，要把重心放在追踪控制这些钱的人，发现这些基金经理背后的事，把他们的思路搞清楚了，就基本知道哪些钱有多大危害，会在多大程度上恶意攻击你的系统，会在什么情况下大批撤退。
采访中，他再三强调自己一贯的观点：对中国金融系统的打击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早晚和方式如何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最大的“金融风险”就是缺乏“货币战争”的意识和准备。
据他分析，外资出逃首先是非常容易的，方法也很多。“其中一种是，我在北京的花旗银行存上50万人民币，第二天飞到美国让花旗给我一个相应额度的明细贷款，钱就出去了。其实不是真正把钱转出去了，只是两个银行之间做一下账，但账面的这个调整就完成了出逃。中国国内根本就管不住它外资银行，因为在合法性和合理性上都挑不出任何毛病来。”
“处处设防成本就太高，非常时期必须使用非常手段，只要抓住一个公司作为典型案例严查到底，在全面掌握证据后给予严惩，并向社会公布，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威慑作用。”宋鸿兵说。